文学的典型性 :
俄罗斯文学家V.G.别林斯基、N.G.车尔尼雪夫斯基、N.A.杜勃罗留波夫、M.高尔基对文学的“典型”“典型化”“典型性格”进行探讨，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典型观”，建构了影响深远的文学“典型说”。
别林斯基批判地吸取G.W.F.黑格尔典型观的合理内核，全面总结俄罗斯文学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创作经验，系统地提出和论证了现实主义典型观。在别林斯基看来，“典型性”是文学创作独创性的首要标志。文学典型是对现实中具有普遍性的生活特征的艺术概括，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现，它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因而使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文学典型又是作家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发现和艺术创造，它熔铸了艺术家对生活的评价和情感态度，因而它又使读者感到新鲜、陌生，使他对生活的认识更深刻、感受更丰富。文学典型比现实本身“更酷似现实”。“没有典型化，就没有艺术”。N.V.果戈理的创作才能之显著特征正在于这种典型化，在于善于塑造具有“十足的生活真实”和“独创性”的艺术典型的才能。真正的艺术典型不仅要求典型化，同时需要个性化。别林斯基指出，“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法则：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是整个特殊的人物世界的表现，同时又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通过这些对立物的调和，他才能够是一个典型人物”。只有在共性和个性有机熔铸成完整的人物性格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典型。别林斯基的典型说立足于对人物性格的共性和个性之对立统一关系的辩证理解。这种见解已突破观念化的典型观，是对现实主义艺术典型基本特征的一种概括。
别林斯基以A.S.普希金、果戈理的创作为范例，来阐明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方法的基本路径。现实主义作家深信“自然创造人，但发展和形成它的是社会”，“恶不是包含在人本身，而是在社会里面”，而力求揭示出每一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以及这些性格同周围特定的社会环境、生活情势之间的复杂关系。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不仅善于通过各种人物性格的刻画去分析造成这些性格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而且善于通过人物的心理分析，去揭示人物行为的隐秘动因，从而探索“谁之罪”和“怎么办”这样迫切的社会现实问题。基于果戈理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实践，别林斯基强调典型化的重要性。“在这里，全部关键在于典型”，理想则是“作者适应其作品所发挥的思想而把他所创造的各色典型安排在里面的一种关系”。在肯定真实性乃现实主义文学之基石的别林斯基看来，典型性就是真实性的集中体现，典型化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法则。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持和发展了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典型观。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文学典型的创造不是从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在生活中往往存在着艺术家所创造的典型形象的原型。车尔尼雪夫斯基重视典型人物的个性化，重视人物个性的鲜明、生动。身为美学家，他认为黑格尔关于美的定义“也含有正确的方面——那就是美在个别的、活生生的事物而不在抽象的思想”。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艺术的创造应当尽可能减少抽象的东西，尽可能在生动的画面和个别的形象中具体地表现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文学典型的创造不能用自然主义的方式去摹写原型，而必须辨明主要的和非主要的特征，着重表现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他指出，“任何摹拟，要求其真实，就必须传达原物的主要特征；一幅画像要是没有传达出面部的主要的、最富有表现力的特征，就是不真实”。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诗人要创造出真实而又鲜明生动的典型形象，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能够理解真人的性格的本质，能用敏锐的眼光去看他。②必须理解和体会这个人物在被诗人安放的环境中将会如何行动和说话。③必须善于按照诗人自己的理解去描写和表现人物。
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比，杜勃罗留波夫对文学“典型性”的阐释更为细致而充分，对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化”路径的探讨更为深入而丰富。杜勃罗留波夫坚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典型化”上的现实主义立场，肯定文学典型是对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同类现象的本质特征的艺术概括，而细致地分析艺术思维和科学思维之不同，揭示艺术的“典型化”区别于科学的抽象化、概括化的基本特征。杜勃罗留波夫已看到文学创作是感知力和想象力相互作用的过程，想象在典型创造中起着重大作用。文学典型绝不是对生活原型的简单模仿，而是借助艺术想象，通过个别概括一般，把艺术家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情感态度综合体现于生动的文学形象的结果。文学典型的创造是艺术概括的最高阶段。任何文学形象都是艺术家对生活现象进行概括的结果，但在文学典型中，却“表现着艺术家以前观察到的，关于这一类事物所有个别现象的一切根本特征”；文学典型是艺术真实的集中体现。在现实主义美学体系中，文学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再现的生活真实，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之重要尺度，就要看它把握生活现象的广度与深度，这也就是说，要看它“典型化”的程度。在倡导“现实的批评”的杜勃罗留波夫看来，文学的“典型化”更是文学发挥其社会认识职能、促进人民自觉的重要手段。文学的“典型化”要求作家具有广阔的视野，善于敏锐地、完整地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正确地领会和表达人民的自然愿望。
在杜勃罗留波夫这里，文学的“典型性”是同文学的真实性和文学的人民性密切相关的。作家正是通过“典型化”，创作出具有高度真实性和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典型性”体现得最充分的地方，便是人民的性格最深邃的特点呈现得最充分，时代的民族的心声表达得最充分的地方，便是真实性与人民性体现得最充分的地方。杜勃罗留波夫看出，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化”有多条路径。把俄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的、常见的反面生活特征加以集中概括，以深入揭露造成这种不合理不自然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与根源，从而促进人民的觉醒，这只是“典型化”的一条路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敏锐地觉察生活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事物，特别是平民知识分子中新人的成长和人民中反抗精神的觉醒，并把这些新的生活特征加以艺术概括，塑造出能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愿望的正面人物典型，则是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化”的另一条路径。
基于对于文学“典型性”的这些理解，杜勃罗留波夫具体考察他那个时代俄罗斯文坛上现实主义作家所创作的一系列艺术典型。杜勃罗留波夫系统地梳理了从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这一“多余人”文学典型的演变过程，看出奥勃洛摩夫作为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之寄生性、腐朽性和保守性的必然产物和艺术概括，其社会涵义十分深远。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奥勃洛摩夫这一典型性格的出现表明“多余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在精神上的蜕化已到了极限；同时，奥勃洛摩夫性格的出现也成为渴望新人诞生的社会变革“时代的征兆”。I.S.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对叶莲娜与英沙罗夫这两个“坚毅而积极的性格”的成功塑造，则艺术地呈现出推动时代前进的新人取代沉溺于幻想和空谈的“多余人”的历史必然性。杜勃罗留波夫十分推崇A.N.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高度评价这位现实主义剧作家作为“黑暗王国”揭露者，完整地刻画出生活于这一王国中的顽固独夫和逆来顺受者的典型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人民要求改变这一现状的自然愿望。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大雷雨》中的卡捷林娜这一人物性格已然形象地概括出俄国人民在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代所形成的某些典型特征。奥斯特洛夫斯基直接从人民生活的深处选取自己的人物，在人物身上集中概括出俄国人民性格的本质特征，再现了他们要反抗周围非人的环境，要争取自由解放的强烈愿望。卡捷林娜所体现的人民性格首先在于“她表现了同任何专横顽固的原则都是势不两立的”。这种对黑暗王国顽固独夫的憎恶和对自由幸福的执着追求已经构成卡捷林娜“全部本质的天性”，以至她“乐于自我牺牲，就是说，与其在她所反对的原则底下生活，她就毋宁毁灭”。杜勃罗留波夫十分重视卡捷林娜这一典型形象所体现的人民性格的完整性与坚强性。他认为，要战胜黑暗王国顽固独夫们的残暴统治，就必须具备这种“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卡捷林娜这一典型形象的重大社会意义就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群众中孕育着的巨大革命潜力，意味着黑暗王国不是不可摧毁的，革命则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胜利的希望就在于人民自身的觉醒。杜勃罗留波夫及时总结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化”的新经验，明确提出对新生的、萌芽状态的生活特征进行“典型化”的新要求，积极推动现实主义文学“典型化”创作实践的深化，对文学“典型性”理论建构做出了卓越贡献。
像“别车杜”这样的批评家一样，俄罗斯文坛上的一些作家对文学的“典型化”路径也时有总结，在文学“典型性”的探讨上也颇有见解。高尔基认为，“典型——这是小业主、僧侣、警察等等某一类人所固有的许多个别特征的综合”，“这是从牛乳中挤出来的炼乳，这是一种酸化的东西”，“假如一个作家能够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中每个人的身上，把他们最有代表性的阶级特点、习惯、嗜好、姿势、信仰和谈吐等等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店铺老板、官吏、工人身上，那么这个作家就用这种手法创造出‘典型’来”。高尔基曾提醒，“在每个被描写的人物身上，除了一般的阶级特点之外，还必须找出对他最有代表性，而且最后会决定他在社会上的行为的个人特点，“阶级特征不是黑痣，而是一种非常内在的、深入神经和脑髓的生物学的东西”，“不要把‘阶级特征’从外面贴到一个人的脸上去”。高尔基也看出，典型乃典型化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