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国社会将贩卖典籍图书的商人称为书贾，亦称“书客”、“书估”、“书友”。
出现于西汉。汉扬雄(前53－18)《法言·吾子》“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这里的“书肆”指称的便是书贾。汉武帝时，书贾很多。
后形成最大的图书交易市场，位于长安太学附近的槐林，每逢初一、十五，太学的生员便与书贾交易图书杂货，盛集如市。故又称“槐市”。
东汉时，王充(27－97?)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到了唐代，由于经济、教育、文化事业的日益发达，在如今成都、洛阳等大都会，书贾的数量很多。
到宋代，“建阳麻沙之书林书堂，南宋临安之书棚书铺风行一时”(《书林清话》卷2)，书贾的活动已极其活跃。清人李于潢咏宋代洛阳书贾诗云：“鬻书多在殿门前，板照杭州着意镌。文秀采豪潘谷墨，姚家五色砑光笺。”明代的书业更为兴盛，书贾已广泛活动于都市城乡，营业量也很大。
史载，顾炎武(1613－1682)在游历中，就曾不断依靠书肆：“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据明末藏书家曹溶“挟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流通古书约》)的说法，则明代的书肆已很多很大了。明清两代，北京尤其是琉璃厂的书贾负有盛名。一方面是因为“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区，二百余年厂甸书肆如林”(《书林清话》)，以致于“辇下盛书贾”(叶名澧《上巳日独游厂肆》)，笃成定论，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书贾的独特服务作风。
书贾“皆工应对，讲酬酢；甚者，读书考据，以便与名人往还”、“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清代野史笔记·海王村人物》)。北京书贾“讲风雅与讲朴学”的风气，加上伙计“和颜悦色，奉承恐后，决无慢客举动”(瞿蜕园《丈北游录话》)的服务，密切了与藏书家的关系，也刺激了明清书业的兴旺，形成了“清代藏书家旅居北京，无不往游琉璃厂，盖搜集善本罔不求之厂肆”(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的热闹局面。
以上介绍的书贾，一般都被称为“坊贾”，因其主要以在都市城镇设坊办肆为营业方式。在中国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如南京、苏州、杭州等，都曾存在过同北京琉璃厂相类似的“书肆街”，成为当地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除坊贾外，在江南还有一种书贾称为“湖贾”，以多系浙江湖州人，又以书舶船往来江南河湖乡村城镇之间而得名。清末学者俞樾(1821－1907)有诗：“吾湖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
(《武林藏书录》题辞)对于藏书家而言，坊贾、湖贾是其购买典籍图书的重要依靠对象。书贾是历史中国社会文献流通的使者，他们既买亦卖，服务于文人学士，因此被称为“掠贩家”。
有的藏书家还尊称他们为“书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和伦明等人的续补藏书纪事诗都为书贾写有传记。清人器伯《琉璃厂杂诗》称书贾“典坟总汇供搜讨，吐纳流通亦可嘉”。但是，书贾由于其业务的营利性的目的，便多作伪，常混淆和破坏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