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由私人出资并主持校刻的图书版本。
私刻又称家刻，是中国古代官、私、坊三大刻书系统之一。大规模的私人刻书始于五代，前蜀任知玄刻《道德经广圣义》30卷，毋昭裔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都是较早的私人刻书活动。
宋代私刻已可与官刻、坊刻鼎足而立，仅据叶德辉《书林清话》统计，就有50余家。如廖莹中所刻《昌黎先生集》、周必大所刻《欧阳文忠公集》、黄善夫所刻《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等书，刻印极为精美。
元代私家刻书仍很发达，据《书林清话》所记，也有40余家。很多元代私刻本的质量都超过了宋本，如岳氏荆溪家塾所刻《春秋经传集解》、东平丁思敬所刻《元丰类稿》等书，都是质量极高的着名元刻本。明代前期私家刻书不多，中叶以后则日见繁盛。正德、嘉靖年间的翻宋、仿宋风气就是首先由私刻开始而后延及到官刻、坊刻的。
这一时期的私刻尤以苏州地区为突出代表，其着名刻本有：嘉趣堂影刻的宋本《大戴礼记》和《六臣注文选》，顾春世德堂刻的《六子全书》，徐时泰东雅堂刻的《韩昌黎集》，郭云鹏济类堂刻的《柳宗元集》，苏献可通津草堂刻的《论衡》和《韩诗外传》等等。由于这些私人刻书家同时又都是藏书家，非常重视文字的校勘和底本的选择，因而所刻之书质量都很高，可与宋本媲美。明末清初常熟的毛晋汲古阁，更是前所未有的私人刻书大家。毛晋和他的儿子们在自明万历至清顺治的40年间，共刻书600多种，藏版10万多块。
明末着名的湖州闵、凌套印本，吴发祥、胡正言的短版、拱花印品，都属于私刻本的范畴。清代私家刻书更具有特色，清代着名的写刻本、影刻本，大多是私人刻印的，且十之八九为丛书，不仅刻书数量大，而且刻印质量精，在清代刻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般说来，私刻本由于刻书者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名望为重，往往对所刻之书进行精细的校勘，多选用善本作为底本进行翻刻，故其质量通常较高。又由于刻书者各有所好，所以私刻本内容广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