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辟疆于1942年8月曾为原中央大学国文系一年级学生以读书法为主题作书面演讲，将初稿以《读书说示文系诸生》(《汪辟疆文集》作《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为题发表在《读书通讯》第51－52期的《读书指导》栏中。
该文首先提出“读书四约”，认为读书之先应“屏绝外诱，藉益志虚，确信中国文学高于一切”、“笃信古人，勿轻谤议，勿求近功，勿忘勿助”、“前师胜于后师，目治胜于耳学。阙疑则可，奋臆则妄”、“勿求博极群书，但求博极一书。”并要求“持此四义，终身服膺，笃信善道，由博反约，立己立人，幸勿忽焉!”其次，从学术源头略举其最切要者10种，称为“源头书”。认为“守此几部源头书，锲而不舍，虽约必博”。
复次则总结历代读书法，认为“诵读者，古今人读书不易之法也”，而诵读又有“背读”、“熟读”之别，“背读必随口举其全文，一字无误；熟读在深晓篇章大义，了无疑滞”。诵读之外，则有“阅读”，即“古今人所指为涉猎之书”，并列举自己往年日记中所自定的阅读书条例凡17款(称为《阅览书条例》)，认为“准此，不致漫无择别矣”。其三为“抄读”，分为全抄、节抄等6种，并各阐其义，提倡“为读书而抄书”。其四“参读”则为读书中“尤要者”，因为“诵读口到，阅读目到，抄读手到，而参读则心到”。
汪氏认为以上四种“皆读书法之最切实而有效者”。最后，该文又强调“伏案读书”、“点读读书”这两种传统读书方式的重要性。并征引宋欧阳修“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的《读书》诗结尾。该文援引古今读书史实，又融汇以生平读书经验，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议论颇为中肯。
虽间有偏执之辞，但实为中国读书史重要文献。据说，当日书面演讲稿流布以后，“见者皆许为平实有效之言，非惟中文系宜知，即他系及公务人员有志读中国书者，皆宜置座右”。 参见 汪辟疆读书 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