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争论

    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争论 : 我国理论界在1980年至1981年,就如何看待从社会主义改造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展开讨论,其主要观点如下。
应学犁、孙辉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提出:(一)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我们党曾开展有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指导这场运动的思想看来是跟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首先,农民阶级的世界观决定了农民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两重性,一方面其中的贫苦农民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农民本身又并不信仰社会主义,而是天生的农业社会主义者,因而农民在运动中的积极性必是狂热、空想并带极大破坏性的。其次,违背了列宁关于同资产者结成经济联盟来反对农民小生产的思想,过早地进行了要“资本主义绝种”的革命。再次,迅速发展生产力后才胜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主义的社会主义。(二)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我们有正确认识,可后来却抹煞了发展生产力对改造社会的决定作用,这就恰好是把历史唯物论变成了历史唯心论。(三)社会主义要求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上广大群众文化水平很低,自己无法行使民主权利,结果只能靠少数人办事,逐渐培植出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甚至“上皇帝”。(四)从1956年党的“八大”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中国正是进行着两种社会主义的斗争。仲库则反对这种观点,他在《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我国农业合作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一文,提出:①党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破坏社会生产力,相反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说明我们党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决不是什么“农业社会主义”。②列宁认为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首先把农民看成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同时也指出其弱点。《几个理论问题》的作者歪曲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两重性的思想,由此又犯了一个歪曲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对农民两重性的正确分析和工农联盟的正确思想的错误。至于所谓“同资产者结成经济联盟来反对农民小生产”根本不是列宁的战略思想。③党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
围绕这个问题还有不少人发表了看法。主要有:(一)《新华日报》1981年4月26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那些持过去我们搞的是农业社会主义观点的人,其基本出发点是只有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否则就只能建设农业社会主义。这是片面的。(二)万中一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一文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存在过一种同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错误思想,这就是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在过去一段时期内竟成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我们的民族有弱点(小农经济占优势,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生产和文化落后),我们的阶级有弱点(工人阶级与自给自足的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农民的思想意识),生活在这种国度的我们党也有弱点。只有这样看,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正视现实,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来。(三)龚育之在《人民日报》1981年3月24日发表《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历史文献》认为,建国后对于批判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问题,我们在指导方针上发生过失误,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批判成了禁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我们的整个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我国实践的结果。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两翼的。我们党强调要把社会制度方面由私有制的革命同技术方面由手工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结合在一起。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根本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要求。但是,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渗进了非科学的因素,带上了某种空想色彩,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过多的曲折,遭受了过大的损失。(四)石仲泉在《红旗》1981年第11期发表《应该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认为,所谓中国是“农业社会主义”的论调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第一,我们党并不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制度;第二,我们党一直大力发展工交事业,使国民经济建立在现代化生产技术上;第三,我们党坚持以工业改造农业、装备农业;第四,我们党并不崇拜自发的“极端革命性”,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农民,第五,一定时间内,农业工作中发生的绝对平均主义错误,是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但很难完全说是“农业社会主义”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