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 徐崇温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他在文章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十月革命胜利,西方各国革命相继失败,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所属的一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的一股“左”的思潮。这股思潮的存在是一个不依人们的赞成与否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其代表人物有卢卡奇、葛兰西和马尔库塞等人。其性质是:打着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和共产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旗号,在政治方面,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方面,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详细展开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而主张按照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些流派,如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流派的精神,去结合、发挥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以“重新发现”马克思原来的设计。“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解决有关当代人类面临的种种迫切问题的极有价值的思想材料,含有许多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借鉴和参考的东西。我们应该批判地加以吸收,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不能把它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杜章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1期)和《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兼与徐崇温同志商榷》(《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两文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他列举国外比较常见的3种用法:(1)地域性概念,即按地区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东方”、“西方”。(2)梅洛·庞蒂的概念。(3)佩里·安德森的概念。它是指1924年斯大林执政以后,在西方出现的一代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思想家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既是世代性的,又是地域性的。杜章智认为,徐崇温借鉴了安德森的概念。他列举了6条论据说明安德森概念所存在的问题:(1)把不同思想倾向的人扯到一起,对研究问题极为不利。(2)按世代分类的方法,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3)是按正统托洛茨基主义历史编纂学的标准来对世代进行划分的。(4)想把托洛茨基主义作为斯大林主义的替代物。(5)提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不完备,且是以自己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出来决定的。(6)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大都不能成立。他主张废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徐崇温发表《就“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答杜章智同志》(《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种种》(《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对杜章智进行了反驳。他指出,杜章智要求用“废弃”来取代“借鉴”,据说接受一个概念,就要接受它的全部论证,其中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张本专门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象问题在《现代哲学》1988年第2期上撰文《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与徐崇温商榷。他认为,徐崇温列举的代表人物是有本质区别的。不顾这些人的本质区别,把他们的理论观点一概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张翼星发表《卢卡奇、葛兰西与一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区别》(《马克思主义研究》1988年第4期),他认为,把卢卡奇、葛兰西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或奠基者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很难说形成了有某种共同特点的思潮,也就很难有什么确定的“奠基者”;其次,卢卡奇、葛兰西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与列宁、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地位。
徐崇温在1988年9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他指出,说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只是他毕生言行中一个时期的一个方面或部分,但不能因为他对无产阶级革命做过贡献而无视他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客观事实。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张翼星在《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上发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其实是不了解列宁主义的实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派别,一般产生于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又都在原则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理论和现实进行新的探索和考察,应当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上的一些支流和侧面,而不应当把它们简单地排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当然,把它们与列宁主义并列起来,看作同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学派,也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