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于1946年4月3日在重庆抗建堂所作的讲演，记录稿发表于同年5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
讲演中谈论了历史剧的概念，抗战时期历史剧创作的概况，抗战后期历史剧激增及其原因，对历史剧的认识，历史剧的语言，历史剧的价值。讲演中列举了“抗战前夜直到现在”的史剧，又援引了陈白尘关于抗战前期、后期(各四年)的统计：在话剧创作中历史剧创作从16%(前期)激增至34%(后期)。他认为，从写作动机的分析可以看出它激增的原因有“一、追求历史剧底真实。”“二、更普遍的，是借古代史实做题材，影射现代。”“三、同情古人”。“四、迎合一般人的兴趣。”“五、帮闲和御用。其特点是保存历史中间旧的封建意识，并且加重它，有时更进(一)步的歪曲一下。”本文总结了抗战八年的历史剧，指出写历史剧决非逃避现实，“站在人民的立场，处理历史底题材，寻求人类发展的真实，依然是现实的。”因而“历史剧的价值不在于题材而在于主题”，“首先动机要纯正，他的作品必须是时代的指针，才是现实主义的作风。”这篇讲演，是我国话剧史上出现第一个历史剧创作高潮时期的最初理论总结，对当时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它所涉及的学术性理论问题，曾在戏剧评论界引起长时期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