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讨论(语言)

音韵问题讨论之一。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讨论，明清时代曾有零星的发生，如明代王伯良《曲律·论韵第七》对于《中原音韵》是否真的代表中原语音之正，表示怀疑；吕坤《交泰韵》“辨五方”认为《中原音韵》反映了河洛之音；清代毛先舒《声韵丛说》认为《中原音韵》一方面与戏曲文学相合，一方面又与当时北方语音相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对此又有讨论，主要论着有：罗常培《中原音韵声类法》(1932年)、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1936年)、陆志韦《释中原音韵》(1946年)等。六十年代以后，参加讨论的主要论着有：赵遐秋、曾庆瑞《〈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李新魁《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忌浮《〈中原音韵〉二十五声母集说》、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等。各家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声母。罗常培认为二十类，赵荫棠认为二十五类，陆志韦认为二十四类，杨耐思认为二十一类。分歧的原因在于中古知、章、庄三系和见系在《中原音韵》中是拟为一套还是两套声母，中古的疑母要不要独立。(2)入声。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仍有入声。李新魁、杨耐思也认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当时的中原共同语中还有入声存在。王力认为当时北方人实际语言中已经不能区别入声。董同龢认为《中原音韵》所谓“呼吸言语还有入声之别”，仅在“表明他自己的语言里，还是有所谓入声”。(3)音系基础。王力认为与《中原音韵》的价值在于它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的实际语音系统，现代普通话的语音系统也就是从《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发展来的。陆志韦认为“《中原音韵》不能代表今国语的祖语”，北京话与《中原音韵》所记方音十分相近，可能是出于另一个邻近的方言。李新魁认为一般听说的“中原音”或“中州音”指的便是以洛阳为代表的河南音，元代的共同口语就是以这个洛阳音为基础的河南方言，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这个共同口语——河南音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