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 :
主要内容是总结历代学者校勘古籍的成果和经验，研究古籍校勘的原则和方法，为更加科学地进行古籍校勘提供理论指导。“校勘”属于古籍整理中的一项工作，主要是搜集某种古籍的各种版本和相关资料，比对文字异同，审定文字正误，以求恢复古籍原貌。
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古籍校勘工作见于春秋。孔子曾整理六经，其中就包括校勘。此后在整理注释古籍的同时从事过校勘工作的学者很多，影响较大者有西汉刘向、刘歆，东汉郑玄，西晋荀勖，唐代陆德明、颜师古等。宋代的郑樵在《通志》中专门写了一篇《校雠略》，初步涉及校勘的理论问题，至清代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可以说是建立了比较系统的“校雠学”。但校雠学并不等于校勘学，或者可以说是广义的校勘学，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考证、辨伪、辑佚、古籍分类等内容，实际上相当于古典文献学。
清代在广义校勘学背景下取得辉煌的校勘成就，产生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孙诒让《墨子间诂》等大批包含校勘内容的著作。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校勘》还初步总结了校勘之法：“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缺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尽管汉唐以来经师常用这两种方法，但清代明确作出理论性的总结，还是显示了其校勘学的进步。
真正现代意义的校勘学是以陈垣“校法四例”的提出为标志的。民国初，陈垣据故宫藏元刻本、元抄本等六个本子，校出清末沈家本校刻《元典章》的讹误12 000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10卷，又从12 000余条讹误中“籀其十之一以为之例，而疏释之”，简编为《元典章校补释例》6卷，1959年改名为《校勘学释例》重印。该书前5卷列举误例，涉及衍脱讹倒等共5大类42小类，第6卷校例，阐述校勘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其中“校法四例”总结出校勘学的4种基本方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现已得到学界公认。
要掌握这几种校勘方法，必先了解有关“校本”的知识。所谓校本，就是用来进行校勘的版本或文本，包括底本、对校本等。底本是校勘时选用作为主要依据的本子，也叫工作本。对校本是用来校勘底本的同书其他不同的版本。选择底本和对校本，又有个祖本问题。祖本是指某书有渊源关系的各种传本中最早的那个本子，祖本之后的叫别本。祖本和别本都可以选作底本。对校本不止一个时，还需确定主校本和参校本。主校本是对校本中作用最大的本子，主校本原则上应选用与底本不同渊源的本子，如果不同渊源之本不止一个，主校本也可能不止一个。参校本一般指主校本之外其他用来对校之本。而经过校勘确定下来通行的本子就是定本。有了这些概念，就比较容易讲清楚校勘的方法了。
所谓对校法，是在底本确定以后，用同一部书其他不同的版本来校勘。陈垣说：“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可见对校应是校勘的第一步。为什么呢？陈垣从两方面做了说明：一是“有非对校不知其误者，以其文义表面上无误可疑也”，如沈刻本“元关本钱二十定”似无错误，但元刻本作“二千定”，一对校才发现有误；二是“有知其误，非对校无以知为何误者”，如沈刻本“每月五十五日”，显然有误，但一时不知道误在哪里，而元刻本作“每五月十五日”，一对校才知道是上下字关联而倒。
所谓本校法，是用一部书的本身进行校勘。就是用同书前后互证，找出其中思想内容或文例上有联系的地方，通过比较字词文句的差异而发现并改正错误。陈垣说：“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予于《元典章》曾以纲目校目录，以目录校书，以书校表，以正集校新集，得其节目讹误者若干条。至于字句之间，则徇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牴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又如《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邱，而娶于西陵之女。”王念孙校曰：“西陵下脱氏字。下有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陈锋氏女，皆有氏字。”王氏用的就是本校法。
所谓他校法，是不用本书而用其他有关的书进行校勘。陈垣说：“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如《晋书·食货志》：“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根据南北朝到初唐的田制，课田应在占田之内，而这里在“其外”还课田且数额过大，应该不合当时田制。查《通典·食货门》引用此文时作“其丁男课田”，显然更合理，因知传本《晋书》之“外”字应属衍文。
所谓理校法，是根据个人学识进行推理来校订错误。陈垣说：“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运用理校法一要有“通识”，二不能“卤莽灭裂”，也就是态度要谨严。如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一二怀疑通行本《后汉书·郭太传》末七十四字为衍文，举出了4个理由：“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它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二疑也；叔度（黄宪）书字而不书姓，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震天下’，词意重沓，四疑也。”其中涉及史学上的避讳知识、古代修史体例和文理，都属于专业知识。
运用不同方法校勘所得的成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校勘记”，又称校记。一则完整的校记应该包括校、按、断三个方面的内容。先摆出校本发现的异文或前人和自己的疑误，这属于校；接着对异文或疑误进行论证和考辨，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包括转述引用前人的校勘意见，这属于按；最后得出结论，对异文和疑误进行处理，这属于断。校勘记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跟注释和训诂考证等混合存在，其呈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附加在定本的正文之后，如清代阮元汇刻的《十三经注疏》、现代中华书局校点的《二十四史》等；有的夹注在正文之中，如孙诒让《墨子间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有的则单独成书，如王念孙《读书杂志》、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等。
校勘工作和校勘学是整理古籍的必需。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在漫长的辗转流传过程中，由于抄写刊刻的疏漏、灾害战乱的损毁、人为的篡改等，难免出现衍脱讹倒等各种各样的文句错误，从而使部分古籍失去本来面貌，变得难以读懂。对这些产生了错讹的古籍，只有经过严格校勘，尽量恢复古籍原貌，才能让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对古籍的文化内容和语言文字进行研究和利用。可见，继承传统文化离不开阅读古籍，阅读古籍离不开整理和校勘，而校勘实践离不开校勘学的理论指导，所以只要有古籍存在，校勘和校勘学就是必不可少的。
校勘学方面的专著和教材有：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1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改名为《校勘学释例》重新出版），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1962），戴南海《校勘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倪其心《校勘学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钱玄《校勘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谢贵安《校勘学纲要》（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管锡华《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及《汉语古籍校勘学》（巴蜀书社，2003），田代主《校勘学》（中国医学科技出版社，1995），宋子然《中国古书校读法》（巴蜀书社，1995），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齐鲁书社，1998），张涌泉、傅杰《校勘学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林艾园《应用校勘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