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三庚(1826—1890)，初受浙派影响，曾对陈鸿寿、赵之琛的印作下过很深的功夫，白文印“嘉兴徐荣宙近泉”一印，即以典型的浙派切刀法刻成，章法亦是浙派的程氏规範，将之置之浙派大师印中，恐怕是很难辨别的其后他转学邓派，在学习邓石如篆书的同时，以《天发神谶碑》爲发端，一改此碑雄肆之质而爲婀娜之姿，形成自己独特的小篆风格，面目十分强烈。继而他以书人印，实践“印从书出”之论，把自己丰丽多姿的篆书刻入印中，富于动感，朱、白文皆用此法。“孝通父”朱文印和“褚成博印”白文印，即是他以书人印的代表。“孝通父”印章法起伏跌宕，大疏大密，左边“父”字布白精妙，韵味甚足。“褚成博印”则用汉印章法，但篆法出自己意，线条有顿挫感，笔意很浓，尤其是那个“印”字，“一唱三暵”，“一波三折”，特色鲜明。在用刀上他保留了浙派的传统，以短促的切刀表现飘逸、秀技的线条，这在他的大印中看得尤爲淸楚。
徐三庚的细朱文印在晚淸印人中亦负盛名，“延陵季子之后”便是这样一方精品。字字亭亭玉立，并利用纵向的线条组成富有韵律的节奏，中间一行“季子”呈中心对称，字的下半部向左方偏移，首行和末行的字则均具向右的动势，巧妙地组成相互呼应的局面。刀法用切刀。浙派切刀原本表现拙朴之味，到了徐三庚刀下则一变爲表现飘逸的动感，流畅、委婉。这说明同样的刀法在不同人手中完全可以表垷出风格各异的作品来。
徐三庚的印章一如他的书法，在结构上喜用疏密聚散的处理手法，笔画起止处强调笔意，故他的佳作时时姿媚跃出。然而他的不少作品却因人工雕琢气太深，舒头让脚，故有矫揉造作之嫌，此其习气所在。
同治、光緖年间，徐三庚篆刻曾风靡一时，乃至影响到日本。日本篆刻家圆山大迂、秋山白严等，曾西渡来华，投于他的门下，因而徐三庚对于日本的篆刻发展有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曾编有《金垒山民印存》、《似鱼室印谱》、《金垒山人印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