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 :

19世纪中期起源于西方的一种通俗小说流派，是以探究人类生死之谜为价值立场，以案件侦破建构情节结构，以设谜——破谜——释谜为叙事线索的小说流派。1841年，美国作家E.爱伦·坡发表《莫格街血案》，首次塑造私人侦探形象，标志着侦探小说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开始翻译侦探小说，此后翻译者开始仿写、创作侦探小说，至20世纪20～40年代进入繁荣期。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品主要有：程小青《霍桑探案集》、孙了红《东方侠盗鲁平》、俞天愤《中国新侦探》、陆澹安《李飞探案》、张碧梧《家庭侦探宋悟奇新探案》、赵苕狂《胡闲探案》等。

程小青《霍桑探案集》

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兴起有独特的原因：首先是翻译外国侦探小说的促动。自1896年《时务报》发表张坤德翻译的A.柯南道尔4篇侦探小说起，中国兴起翻译侦探小说热潮，1902～1918年，仅A.柯南道尔的小说就被翻译了311部次。侦探小说的大量翻译，不仅使侦探小说被中国读者所熟悉，推动了西方文学的传播，而且为中国侦探小说的兴起准备了人才。其次是侦探小说的品质适应时代需求。侦探小说蕴含的科学内容、民主精神和法制意识，以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理念，契合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内蕴。再次是上海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快速发展的都市，在创造财富、成就奇迹的同时，也产生着罪恶与危险，给城里人带来焦虑与压力；侦探小说惩罚罪恶、重建秩序的叙事走向，能够缓解读者压力。同时，侦探小说承载的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文化内涵等，所塑造的体魄健康、智力惊人的侦探形象，也能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

侦探小说具有丰富的现代内蕴。无论是现场勘探、科学推理，还是尊重他人、重视法律，近代侦探小说所凸显的内蕴均符合现代社会规则。尤其是程小青小说中对科学知识如何运用的思考、对科学与道德关系的反思等，皆透出作者的现代意识；而对他人隐私的尊重和对法律的认同以及由此而生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也表现出鲜明的现代理念。侦探小说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格。从题材类型看，与A.柯南道尔在苏格兰的密室古堡、荒原野径等西欧风景下表现利益集团或政党间的争斗不同，成熟的中国侦探小说不再生硬描述异域题材，而是将案件背景置于上海都市或江南小镇，在嫌疑人与被害者建构的复杂关系中展现作者对社会与人性的认知。小说的叙事空间往往是家族大院，院内人物构成极为复杂的关系，使案件迷雾重重。正因为故事植根于盘根错节的宗族纠葛、人物关系之中，侦探小说往往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内蕴：喜欢在情与法之间寻求平衡。严格讲，侦探小说中的是非标准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法律。论法不论情。但是，受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读者习惯于论析是非之外，还要在情理上评论行为者的动机如何，所谓合情不合法的事情往往获得公众的同情。程小青和孙了红等人的侦探小说适应中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协调情、法之间的关系，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有独特的叙事特征。首先是具有强烈的悬念感。以破案的曲折过程将读者引入歧途，然后排除一个个迷津，以解谜过程为主线的叙述方式吸引读者看下去。其次是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侦探小说中，由于表现对象的特殊性，侦探们在阐释案件、推理解疑时常涉及人物心理。对蒙冤者的同情和对罪犯的痛恨，对罪犯犯罪动机的关注与对被害人家属情绪的聚焦，包括侦探对案件情节的推理过程等，均牵涉到罪犯心理。因此，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成为作者刻画侦探形象的重要方法。再次是人物设置，中国侦探小说受英国作家A.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影响最大，福尔摩斯与华生搭档，性格互补，成为程小青等人模仿的榜样。《霍桑探案集》中霍桑与包朗的配合，堪与前者媲美。这样的搭档既有相互映衬、各有擅长的性格分布，亦有叙事方面视角转换、倒叙补叙的便利，于建构侦探小说的叙事魅力颇有价值。

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具有独特的价值。这是移植西方小说流派并加以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对于如何在小说创作中融会中外文化传统具有示范意义。侦探小说中将西方的法制理念与中国的人情社会关系巧妙结合，把西方的荒原古堡置换为江南小镇，把保护有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利转换为解析家族矛盾与情感纠纷等，凸显出清晰的中国特色。其次是技术层面的价值。侦探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构成限知叙事，有助于建构真实的叙述氛围；倒叙手法的普遍运用，则能够凸显叙事焦点，增加叙事魅力；对场面描写和心理描写的侧重，也使侦探小说的叙事风格更加具有现代色彩。最后是文学内蕴层面的突破。侦探小说对生死意义的探究，启发读者思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对罪恶根源的揭示和对暴力现象的思考，可推动读者对人与人关系以及人性问题的发现。小说对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描述，则易激发读者对正义的向往；对人间秩序的恢复，既可平复读者对秩序破坏引发的焦虑，也能建构读者对人间良好生存秩序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