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咄咄吟》 :
贝青乔著。贝青乔，道咸时期诗人，字子木，号无咎，又自署木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诸生。少时即抱救世志，又具干济才。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扬威将军奕经奉命率军开赴浙东抗英，途经苏州，贝青乔得父亲鼓励、妻女支持，投效军门，随至前线。曾冒死潜入宁波城中，侦探敌情。又奉命监造火器，帮办文案。当奕经兵败、以“劳师糜饷”之罪被拿问查处时，贝青乔又被命列叙军务始末，备刑部入奏。故其自称“于内外机密，十能言其七八”（《咄咄吟自序》）。在军中日，听睹所及，贝青乔辄记以诗，并附小注，略述原委。日积月累，得七绝凡128首，编为《咄咄吟》，意谓所记皆属荒诞不经之怪事。
《咄咄吟》是清王朝腐败昏庸的真实写照。虽是七言绝句，比较短小，但在每首诗后所附的小注，篇幅多有数百字，既是诗歌内容的诠释，也是历史事件的实录。英军的凶恶残暴、官吏的愚昧无能、军士的贪生怕死，均通过贝青乔的诗笔加以辛辣的讽刺。如“铜柱争思快勒名”首，写奕经随员亲信的专横跋扈和争锋倾轧；“瘾到材官定若僧”首，写清军将领张应云大敌当前还镇定自若，但不是去抗击强敌，而是在卧吸鸦片，过足烟瘾之后，他才升舆遁逃；“天魔群舞骇心魄”首，写杭嘉湖道台宋经国，思量以奇兵制胜，于是募乡勇数百，戴纸面具，装作鬼怪，昼夜操练，及与英军战，皆跳舞向前，然耳目为面具所蔽，不能格斗，死伤无数；“帐外交绥半生死”首，写因听信误报，军中有人谎称前队大胜、英军舰船已被烧尽，顿时文武随员争相拜贺，并纷纷出示纸条为一二私亲邀赏，张应云竟然允之。此时，贝青乔才明白，“得功之人，不必在军中也”（《咄咄吟自注》）。凡此种种，堪称中国文学史上“黑色幽默”之杰构。因此，《咄咄吟》的价值，不仅在于反映鸦片战争历史的真实性，还在于揭示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咄咄吟》还倾情歌颂爱国将领的奋勇杀敌和为国捐躯，如徐宦、王国英、陈玉成、朱贵父子等。尤其可贵的是贝青乔对地位卑微的爱国民众，也不吝赞美之词。“膻碉腥峒郁崖嵬，万里迢遥赴敌来”的藏族屯兵、“怜伊到死雄心在，卧问鲸鲲歼尽无”的乡勇头目谢宝树，还有扬州老拳师杨泳、鄞县卖卜者张永茂，都得到了贝青乔的表彰。
《咄咄吟》的艺术性，也为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家充分肯定。叙事的具体细致，语言的通俗晓畅，既受宋代刘子翚《汴京纪事》、汪元量《湖州歌》等七绝组诗的影响，也借鉴了江南民歌的表现手法。钱仲联认为，《咄咄吟》“反映鸦片战争时期敌寇之横暴、清政府官吏之昏聩、将帅与人民之英勇抗敌，字字为血泪凝成。不特思想性强，艺术性亦高”，“同时则龚自珍《己亥杂诗》亦其类矣”（《论近代诗四十家》）。近代诗歌，能与龚氏《己亥杂诗》媲美者并不多见。而对《咄咄吟》的高度评价，甚至可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晚清思想家王韬便说贝青乔浴血枪林弹雨，“不避艰险，冀有所树立，顾卒无所成功”，于是在磨盾草檄之暇，撰成《咄咄吟》，“具载当时军中利病，识者以为不愧少陵诗史”。（《瀛壖杂志》）
共两卷，光绪元年（1875）汪堃不惧无闷斋初刊。后流行较广者，有民国三年（1914）嘉业堂刊本。马卫中、陈国安点校整理，与其他著述汇集成《贝青乔集》，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