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派 :
“宗唐祢宋”是明清诗歌发展过程中长期争论的问题，“宗宋”成为清代文学一个特定的景观。宋诗派秉承清诗宗宋之流风而来，成为主要的诗歌派别。其活动时间，广义上其上限可提到道光元年（1821），主要从清诗发展的阶段性考虑，陈衍、由云龙、汪国垣等诗论家都认为道光为清代诗歌转折的一大关捩，且将学宋诗派、同光体的渊源追溯到道咸时期。其下限延展到民国，因为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传统形式的旧体诗仍有市场，宋诗派影响尤大，同光体的理论著作《石遗室诗话》和诗选《近代诗钞》都是在民国时期才出版。其后学也主要活动于民国，在民国旧体诗坛影响甚大。
但从狭义上说，宋诗派即指其后的同光体。近代诗歌宗宋风潮，陈子展较早称之为“宋诗运动”（《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以后研究者又有不同的界定和划分，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以年代为界限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主要活动于道光、咸丰期间的宗宋诗人，一般称之为道咸宋诗派；后期为有着明确流派意识的同光体诗人。道咸时期的宗宋诗人是一个较为松散的诗人群体，诗人之间的唱酬并不繁密，也无系统的理论著作与诗歌选本，只是以师友网络联结成的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的诗人群，并无明显的宗派意识。可以说，道咸宋诗派是诗论家陈衍为标榜同光体，追溯其渊源而由后来的文学史家积淀而成的一个流派，这样“同光体”没有着落的“同治”，便因何绍基、莫友芝、曾国藩等人同治年间尚健在而成立（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道咸时期的宋诗派，程恩泽、祁寯藻、曾国藩身居高位，大力倡导；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振起其后；其中郑珍的创作成就和理论皆较突出。他们主张作诗要积理养气，郑珍说：“固宜多读书，尤贵养其气。气正斯有我，学赡乃相济”（郑珍《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读书、养气、性情三者一以贯之。主性情，求真诗，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又主张诗人充分抒发性情，郑珍说：“我吟率性真，不谓自能诗。赤手骑袒马，纵行去鞍羁。”（郑珍《次吕茗香长句奉答》）在其性情、学问并重的主张中，已见同光体“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二而一之”的端倪。在师承取向上他们采取一种唐、宋兼容，而注重杜、韩、苏、黄、后山等的态度。在诗歌主题取向上，道咸时期的宋诗派偏重于山川景致、诗画金石题咏、亲情友情、时事民生四类。在艺术风格上，道咸时期的宋诗派并无统一趋向，如曾国藩诗之雄崛绵密，程恩泽诗之险涩飞扬，祁寯藻诗之清雅朴茂，莫友芝诗之苍峭古秀，各呈异彩。大致来说，郑珍诗之奇奥渊懿与平易自然风格并存，何绍基诗之奇逸清通与奥衍古僻之结合，代表宋诗派诗风发展朝向的两条路径。
宋诗派对道光以后神韵、性灵、格调等诗派的衰弊有所纠正，使得诗歌审美趋向有所改变，正因为“口餍粱肉，则苦笋生味；耳惓筝笛，斯芦吹亦韵”（金天羽《答樊山老人论诗书》），宋诗派崛起之时，以其新鲜的面目而风靡于世。同时晚清社会政治的巨变，宋诗派力图使诗歌发展聚焦历史现实，张扬主体精神，重构古典诗歌审美理想，挽救“诗亡”的命运。陈衍撰《石遗室诗话》，选《近代诗钞》，为同光体的自我标榜与宣传起了一定作用，从而使沉湎于传统诗艺追求的诗人形成了与诗界革命和新诗相抗衡的力量，甚至影响到南社的分裂。所以柳亚子说：“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柳亚子《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