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阳诗话》 :
作者王松。王松（1866～1929），字竹友，又字寄生，别号沧海遗民。台湾新竹人。著有《台阳诗话》《沧海遗民剩稿》等。
《台阳诗话》2卷，成书于割台后10年，以录诗纪事为主，间有评论。所采详于台湾诗人而间及中土大家，共170余家，以吟咏台湾乡土为主，从中颇可观割台前后数十年间台湾的社会风情与诗坛情状。卷末附其自作诗若干首。有1905年台湾日日新报社刊本。
王松《台阳诗话》
《台阳诗话》第1则即称郑成功为“延平王朱成功”，可见其浓厚排清之意。他对清廷割让台湾的国耻之辱，也是不平之鸣的源头由来。王松对施士浩“负重都从忍辱来”的咏史诗，以“吉光片羽”目之，更显其沉重心情。总体而言，《台阳诗话》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具有浓厚的诗史意识。王松曾经说“吾台孤悬海外，虽有新词佳句，淹没居多，余所以有诗话之辑”，有着明显以诗存史之意。正因如此，《台阳诗话》以浓厚笔墨记载诸多台湾诗人、旅台诗人如唐景崧、刘铭传、郑鹏云、查元鼎等的诗歌创作。王松不但通过《台阳诗话》来抒其抑郁之情，也希翼传于后世，足资考证。故其作品“上起延平郡王郑成功，中录台湾诗坛诸位名家丽句，旁及寺宇祠堂对联，又录台湾诗坛雅集吟咏、击钵唱和之事，对日据以降，台湾诗坛活动概况、逸闻掌故与旧诗作者等有颇多珍贵记录，尤其王松与台北的北园、潜园及新竹的竹梅吟社等渊源颇深，故《台阳诗话》对此类资料的保存颇为真实而重要”（吴宏一《清代诗话考述》）。有着明显的存史意识，对后人研究台湾文坛的发展，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诗学资料。
第二，重视诗歌资劝惩、用世道的功能。王松认为“诗之为道，可以知人心之邪正、风俗之厚薄、时政之得失、国家之盛衰，颂扬讥刺，在所不废；闻之者知儆，言之者无罪”，又指出“赵瓯北尝讥随园云：‘有百金以赠，则入诗话。揄扬武将，亦称诗伯。’此固作诗话者之通弊。而余之作，则其迹同而心异；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余之志，在扬善隐恶；即阐扬或有失实之处，亦无太过之词。盖就余之所知者，文则叙其政绩，武则表其战功，但取其有征，不必其能诗，亦不问其相识与否，又何计其赠之有无多少耶？”可见，重“扬善隐恶”的诗学功能，乃是其《台阳诗话》的核心观念。出于对台湾现状的痛心，作者对诗人气节尤为关注。故《台阳诗话》对明宁靖五妃、林文察等人的殉难之举予以高度赞美，对林纾“有益于国民”的新乐府也表示由衷称赏。同时，王松也主张“有心世道者，抚时感事，郁于中必宣于外，时政未尝不可干也，要在以忠厚蕴藉出之耳。如太显露，未有不贾祸者”。这两方面的张力，促成了《台阳诗话》温柔有余，敦厚不足的特点，显示出作者的痛苦和矛盾心态。
第三，重视情感的抒发，也注重诗歌法度的精炼。王松重视诗歌的情感，欣赏性情之作，自称“于国初诸家著述，最爱随园”。他称赏陆翰芬“何必争追唐与宋？能言情性即诗人”的观点，正由此使然。此外，他摘录方祖荫、林维垣、李秉钧、林占梅等的慷慨沉郁之作，也可见其诗歌倾向。王松论诗也重视法度的锤炼，他曾引《樵隐诗话》“诗贵于炼。炼格为上，炼句次之，炼字为下。不知炼，则不足言诗矣”作为重要论诗法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多读、多讲、多作、多改”的“四多”理论，以总结为诗之道，进而对《秋星阁诗话》“不择题、限韵、步韵、滥用、犯古人”的五种弊病予以深入批驳。这种既重性情又重精炼的思路，体现出他融通唐宋，师古而不泥古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