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
浙江海宁人。家境清贫，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弱冠肄业于杭州敷文书院，两应乡举而不售。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上海，在改良派报纸《时务报》任书记、校对，接受新学和西学的影响。同年六月，进入东文学社，从此与罗振玉结下了终身之缘。光绪二十七年，王国维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次年夏，因病辍学回国。光绪二十九年春，应张謇邀请，至南通通州师范学校任教，开始读西方哲学、心理学著作，沉浸其中，眼界大开。广泛涉猎康德、叔本华、尼采哲学，尤其是叔本华悲观主义唯意志论哲学对他此后的人生观、文学观有深刻的影响。王国维接受西方的审美超功利文艺观，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和永恒的审美价值，突出文学的游戏功能、情感慰藉功能，批判实用功利主义文学观，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教育杂感四则·文学与教育》）光绪三十年，王国维任教于江苏师范学堂，并协助编辑《教育世界》。不久，他疲于哲学，觉得“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而致力诗词创作。光绪三十二年《人间词甲稿》刊行，光绪三十四年前《人间词乙稿》也已完成。王国维对《人间词》十分自信。《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说：“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王国维《人间词》和传统诗词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不再仅仅关注人的伦理世情，而是将个人自我放入宇宙与永恒之中，让自我去面对注定的人类悲剧，甚至将自我作暂时的人格分裂，去追究人生无根基性的命数。王国维开始摆脱传统的伦理视界的限制，进入一种哲学视界，对人生进行一种哲学式的审美思索和艺术表达。《人间词》浸透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观，词中的自然意象多是肃霜秋风、栖鸦孤雁、鹤唳乌啼、残霞落花，基本主题是人间无凭、人世难思量、人生苦局促。这种慨叹不是古人那种片刻失意落魄后的自怨自艾，而是词人对宇宙人生一贯的哲学洞识和艺术感觉。
在诗词创作上的成功促使王国维把兴趣转向文学，致力于词的研究。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编撰《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南唐二主词校记》，校勘柳永《乐章集》、黄庭坚《山谷词》等。最著名的则是撰写了《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既有传统诗词理论为思想资源，但又超越了传统理论的范围。以“境界”为中心，王国维提出了“天才”与德性、写境与造境、“理想”和“写实”、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优美与壮美等对立的范畴，建立了自己的词学理论批评构架。
王国维《人间词话》
撰著《人间词话》之后，王国维开始将志趣转移到戏曲方面。王国维鉴于中国戏曲之不振，试图从史的整理入手来担当起振兴的责任。在西方戏剧理论和史学观念的影响下，结合传统的考据学方法，撰著《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古剧角色考》。1912年以此为基础完成《宋元戏曲史》，成为中国现代文史学术的一部经典。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东渡日本，寄寓京都，在人生志趣和治学方向上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转折。在罗振玉的影响下，埋头于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研究，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创获尤多。他研究古文字、古史古器物，既是从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也有着持存故国文化的深层意旨。袁嘉谷《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一文称赞说：“辛亥以后，潜心学问而有古风者，推王静安。”
1916年，应犹太富商哈同之聘，回国至上海编辑《学术丛编》杂志，并继续甲骨文的研究。1918年，兼任哈同办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王国维的许多考据性成果，发表于《学术丛编》或编入《广仓学宭丛书》。
1922年，王国维受聘任北京大学通讯导师。次年，由蒙古贵族升允举荐，应召为清故宫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1924年11月，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视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柯绍忞相约一同投御河自杀，因家人严密监视未遂。次年，任清华大学文学研究院教授，讲授经史、小学等科，并从事西北史地及蒙古史料的研究整理工作。1927年6月，在北伐战争向北推进中，王国维写就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自投于北京颐和园内之昆明湖，“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王国维的著作有《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静安文集》1卷、《续集》1卷，合其他学术著作，刊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共43种，104卷。其中包括词学研究方面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1卷、《唐五代二十一家词》20卷、《后村别调补遗》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