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队》 :
作者穆旦。1945年1月由昆明文聚社初版，列入“文聚丛书”。诗集共83页，扉页题有“献给友人董庶”。该诗集收录了1937～1941年穆旦创作的诗歌，目录共列诗作25首，因《神魔之争》一诗有目无文，实为24首。
诗集以1937年11月创作的《野兽》为开篇。穆旦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受伤并于血泊中奋起复仇的野兽形象。野兽的狰狞与号叫寄寓着诗人对黑暗现实的反抗，诗人主体内心的困惑、挣扎与民族悲愤、抗争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个体与民族在穆旦身上达成了一种平衡，诗人以隐喻的方式宣告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此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超现实色彩，带有浓重玄想意味，成为穆旦诗歌创作历程中一个重要转折点。该诗集的其余作品多作于西南联大时期，这一阶段的穆旦受到在中国任教的英国诗人、理论家燕卜逊的影响，在诗歌道路的选择上远离“五四”白话新诗浅白的一脉，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该诗集代表着诗人早期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
在诗歌内容主旨的选择上，《我看》和《园》显示出诗人少有的轻松口吻，描摹自然、歌唱青春，均闪现出诗人西南联大时期收获的青春的愉悦，以自然的清新美好确证内心的单纯。但当穆旦身处于抗日战争的时代语境中，他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现实人生，关注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并向历史投去深沉的目光。《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一诗，诗人不是客观的写实，而是将抗战时期的现实经验转化为非写实的表达方式，“防空洞”是战争的象征，但穆旦偏离了对防空洞内逼仄狭窄空间的客观化描写，以反讽、戏谑式的语调呈现了一个超现实的空间，在虚与实的并置中将思考延伸至对战争本身、人的生存以及死亡等存在主义的命题。《还原作用》则书写现实生活打磨个人理想的感受，旨在揭露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此外还有《祭》《五月》《鼠穴》等也是基于诗人的人生经历和现实体验，但不囿于客观纪实，因此具有复杂的意义内涵。另外，一些诗作关涉对人性的探讨和生命意义的追问，具有形而上的思辨意味，如《从空虚到充实》《童年》《玫瑰之歌》等。它们虽没有具体的现实指向，呈现出一些片段性的体验与思考，但展现了诗人丰富而缠绕的思想与情绪，在绝望与希望之间不断拷问灵魂，将思考升华为对人类普遍的关怀，通过这些诗篇建造了一个立体化的精神世界，它承载并对应着现代的生存状态。
在精神特质上，穆旦呈现出王佐良所谓的“受难的品质”，他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获得了普遍性的时代经验，又呈现出一种极具独特性的个体思考。战争的痛苦与现代性所带来的生存焦虑促使他不断拷问自己矛盾纠结的内心世界，他体会到被围困的痛苦，并通过一种自虐式的精神自觉试图冲破拘囿，因此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在诗歌艺术特色上，第一，穆旦早期的部分诗歌仍凸显着一个抒情主人公形象，如《我》《我向自己说》等，从不同侧面勾勒了自我的内心世界。但纵览穆旦的创作，这个主体又呈现出分裂、破碎的形象，这反映了诗人内心对世界体认方式的灵活性以及不断自审反思的心理机制。这正是穆旦所谓的“新的抒情”，即不囿于传统抒情方式，而呈现出“审智”的倾向，以理性节制感情。第二，在意象取用上，既有“落絮飞扬的地方”（《玫瑰之歌》）这类化用传统诗词的意象，也创造了“污泥里的猪”（《还原作用》）、“颓废列车”（《玫瑰之歌》）、“鼠穴”（《鼠穴》）、“子宫”（《我》）等这类非传统意象，构成了其诗歌独特的意象系统。因此，穆旦的诗呈现出一种晦涩的美学特征。第三，诗歌普遍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重视灵活自然的口语和节奏的把握，诗句因此具有散文美和流动的美感，同时又有介词、连词、副词等书面语的介入，平衡了口语自由不受拘束的形态。因此口语与书面语相互制约，形成了平衡的美学特征。
这部诗集为穆旦自编集，他对于作品的取舍展现了诗人在特定历史的精神风貌，具有强烈的内在生命体认意义。这部诗集的出版在当时并未引起强烈反响，1946年4月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只稍作提及。但是，在风云突变的战争年代，在新与旧之间存在无限可能性之际，这部诗集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建设意义，为新诗多维度历史性的综合找到了一个契机。穆旦接续了象征诗派、现代派对于新诗现代性的追求，但是又不脱离中国传统诗歌“含蓄”的美学特征，不拘泥于单线条式的意义传达，而是以思想的张力，对历史和人生的洞见以及深刻的思辨性在诗歌意义上进行建构，以现代的形式突破了古典诗歌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