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 :
指将忧愤不平视为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作活动的内在动力的源头，可上溯至《诗经》“心之忧矣，我歌且谣”（《诗经·园有桃》）。孔子提出的“诗可以怨”（《论语·阳货》）也是这一认知的例证。“发愤”一词首见于《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屈原首次将发愤与文艺创作结合起来，如《楚辞·九章·惜诵》载：“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后，《淮南子·氾论训》提出的“愤于志，积于内”，《淮南子·齐俗训》提出的“愤于中而形于外”都强化了愤的作用。
西汉司马迁以历史上受到迫害、遭受穷厄的著名人物为例，结合本人的经历，正式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将发愤著书视为历代文人创作成功的普遍规律之一，如《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发愤著书认为作家怀才不遇、横遭不幸时，满腔抱负无法施展，崇高志向无法实现，内心的愤懑不平促使他借“述往事，思来者”的著作来疏导郁结，抒情达意、流传后世。这一说法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主精神和道家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精神，突破了封建社会正统儒家的中和思想，对引起作家不幸遭际的不合理社会现实表现出批判性和反抗性，是中国古代进步文学传统的突出表现。
发愤著书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代史传文学家对屈原的评论，多袭司马迁此说，由此确立了发愤著书在文论史上的地位。班固《离骚赞序》说：“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王逸认为《天问》是“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呵而问之，以渫愤懑”之作（《天问序》）。至魏晋南北朝，刘勰沿袭这一说法，认为“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哀吊》）。在《情采》篇中，他更将“志思蓄愤”的“为情而造文”和“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的“为文而造情”相对比，把愤作为创作成败的关键。钟嵘则把“托诗以怨”与发愤著书联系起来，将发愤视为衡量诗人艺术成就水平高下的标准，如《诗品》卷上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至唐宋诗文理论，发愤著书已成为共识。李白说“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韩愈说“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欧阳修说“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宋元之后小说发达，批评家开始以发愤著书评小说。李贽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其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金圣叹也称《水浒传》作者是“发愤作书”，陈忱说《水浒传》是“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的“愤书”。张竹坡评《金瓶梅》作者“乃一腔愤懑而作此书”。蒲松龄自述《聊斋志异》是“孤愤之书”。陈忱更以发愤著书激励自己写作《水浒后传》，称“《后传》为泄愤之书”。至近代王国维认为：“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人间词话》）所以发愤著书是对中国古代具有普遍性的一种文学现象的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