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 :
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后徙家洛阳。则天后天授元年（690）应贤良方正举，对策第一，授太子校书郎。累迁右补阙，预修《三教珠英》，书成，擢凤阁舍人。因忤武后旨，流配钦州。中宗朝召还，累官至兵部侍郎，兼修文馆学士。睿宗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开元元年（713），守中书令，封燕国公。后贬相州刺史，转岳州刺史等职。九年，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三年仕终左丞相，卒谥文贞，两年后归葬于洛阳万安山家族墓地。
张说“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大唐新语》卷一）。作为政坛和文坛领袖，深孚众望，而大力延纳后进，对促进文坛兴盛起到重要影响。张九龄曾在《张公墓志铭》中说：“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及公大用，激昂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可以说，他是盛唐文学道路的有力开拓者。
张说诗文兼擅，他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多特承帝旨撰述，尤长于碑文墓志。与许国公苏颋齐名，时号“燕许大手笔”（《新唐书·苏颋传》）。张说今存文250篇，大多是骈文，也有为数不少的散体文。他的骈文不追求用典的繁缛生僻，不务华词丽句，浑融自然而又雍容典雅。他的碑志文，如《太尉裴公神道碑》《姚文贞公神道碑》《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贞节君碑》等，善于抓住碑主一生事迹中的突出点，来刻画其品格与个性。其他体裁的文章，如疏表、赋、颂、铭、赞、序、记等，也都各有佳篇。其《白鸟赋》《虚室赋》《江上愁心赋》工于体物、意味深长，是颇受赞誉的辞赋佳作，《谏幸三阳宫疏》《请置屯田表》《百官请不从灵驾表》等疏表，是政论名篇。张说对文体有革新之功，他的文章虽多为骈体，但不拘于骈俪，平易通畅，一扫六朝以来华靡柔弱之习；他还写了少量散体文，开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之先声，对李华、萧颖士等更有明显影响。中唐梁肃高度评价其在唐文变革中的重要地位，称“唐代文章三变，首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已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烈”（《唐左补阙李翰前集序》）。
清石涛所绘《送梁六自洞庭山作》诗意图
诗作今存约350首。其中多应制、应酬之作，但也有不少作品突破了宫廷生活的束缚，特别是在两度入蜀，贬谪相州、岳州、荆州以及其后三度总戎临边时期创作的作品，情感真挚，格调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如《巡边在河北作》等，多抒写许身报国、建功立业的壮志；任相州刺史时写的《邺都引》，也在怀古中倾注了匡时济世的豪情。这类诗语言质朴简劲，情调雄健豪放，有些作品讲求兴寄，富于风骨，具盛唐诗歌风貌。他写于钦州、岳州贬地之作，多抒离乡去国、思亲怀友的情怀，有凄婉之风。其诗各体皆备，近体尤多。开元前期，七律、七绝作者尚少，而他却各作了10余首，且有佳制。明胡应麟说他的七古“渐趋平实，唐体肇矣”，七绝“句格成就，渐入盛唐矣”（《诗薮》内编卷三、卷六），肯定其诗作在由初唐体向盛唐体过渡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张说的传奇创作也颇具特色，署名张说的传奇作品，现可考知的有《梁四公记》（《太平广记》中存其片段、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亦录一段异文）、《镜龙记》（首见于《中兴馆阁书目》著录，《太平广记》卷二百三十一引自《异闻集》，题名《李守泰》）、《绿衣使者传》《传书燕》（以上两篇故事梗概见于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等。《虬髯客传》其作者有张说、裴铏、杜光庭三说，皆难论定。这些小说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上，将想象之情节与历史的、现实的故事融揉一体，寄寓情怀，阐发事理。虽然还留有六朝魏晋志怪小说的痕迹，但艺术构思和叙述方式也体现出一些丰富的变化，具有一定特色。
张说的作品，今存有《张说之文集》30卷，有宋蜀刻本及清抄本；又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丁酉刻本，25卷。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熊飞编校《张说集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