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左翼文学 :
1941～1953年，社会主义思潮在伊朗知识文化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加入了人民党或者积极拥护人民党。1941～1953年，人民党完全掌握了伊朗文艺界的绝对领导权。
在小说领域，阿勒·阿赫玛德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劳苦大众的小说集，包括：《走亲访友》（1945）、《我们遭受的苦难》( 1947)、《三弦琴》（1948）、《多余的女人》（1952）。这几部小说集总的倾向是嘲讽宗教愚昧落后，抨击宗教对人思想的钳制，以及对底层百姓的同情。贝阿因的小说《农民的女儿》（1952）描写了伊朗北部森林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伊朗现代文坛左翼文学的杰作。伯佐尔格·阿拉维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睛》（1952）是伊朗左翼小说最杰出的代表，塑造了革命家马康的光辉形象。阿拉维采用三层叙事结构，使这部小说摆脱了现实主义小说平铺直叙的模式，呈现出一种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独特美感。
在诗歌领域，曼努切赫尔·希邦尼的诗集《星火》（1945）是伊朗左翼革命诗歌的优秀篇章，其中《攻克柏林之际》一诗歌颂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强信念。此外，具有代表性的党员诗人还有：胡尚格·埃布特哈吉、伊斯玛仪·沙赫鲁迪、瑟亚乌什·卡斯拉伊。
瑟亚乌什·卡斯拉伊是伊朗诗坛上最坚定的左翼革命诗人，也是取得最高诗歌成就的左翼革命诗人。他于1952年发表了诗歌《筑路工——给我的父亲》：“原野一片焦渴/铺满阳光的大路/热风在盘旋/步履迟缓的太阳//广阔的沉寂/一顶黑色的帐篷/滚烫的细沙/枯井般的双眼//几个男人的身影/映在尘土之帘幕/一只水罐，几只铁铲/疲惫不堪，仍工作。”诗人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将烈日炎炎之下筑路工人仍辛勤劳作的场景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十分打动人心。“八月政变”之后，失败与心灰意冷的情绪笼罩整个伊朗文艺界，1959年瑟亚乌什·卡斯拉伊的史诗性长诗《弓箭手阿拉什》充满了对生活的爱和激情，让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他的《另一个越南人》一诗则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讴歌了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卡斯拉伊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将诗歌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比较完美，被公认为伊朗现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1953年“八月政变”之后，人民党转入地下活动。在经过10多年的地下斗争之后，屡遭镇压的人民党党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弱，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革命者干脆抛开人民党党组织，自发同巴列维政府展开了城市游击战争。尽管人民党的力量在这时已比较弱，但由于人民党曾经掌握了伊朗文艺界，社会主义思潮在伊朗文艺界仍具有较强的持续影响力。
游击战争开始之后，左翼革命的诗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使命诗歌”诗人群，向巴列维专制政府发起了进攻，并以此为自己的文学使命，由此在诗坛上出现了“游击队诗歌”和“森林诗歌”。“游击队诗歌”是以萨伊德·苏尔坦普尔的诗集《米拉的声音》（1968）为开端，这部诗集歌颂游击战争，充满了强烈的战斗色彩，进攻、冲杀、鲜血、枪林弹雨之类的字眼扑面而来。“森林诗歌”属于“游击队诗歌”的分支，二者并不能截然区分，只是“森林诗歌”以描写森林游击战为主，诗歌中“森林、绿色”等与森林有关的词语频繁出现，森林氛围浓郁。“森林诗歌”的代表诗人是胡斯陆·古尔苏尔赫依。尽管“游击队诗歌”和“森林诗歌”中也有不少作品在艺术上值得称道，但从总体上来说大部分诗歌都是直接粗狂的咆哮和呐喊，艺术上比较粗糙，缺少诗味。
1953年“八月政变”之后的左翼文学缺乏小说作品，但也有一些小说是对1941～1953年期间左翼运动的反思，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阿勒·阿赫玛德的《小学校长》（1958）和《努奈和笔》（1961），以及西敏·达内希瓦尔的《彷徨岛》（1993）和《彷徨的赶驼人》（2001）。这些作品体现出伊朗知识分子阶层始终在锲而不舍地寻求民族拯救之路，作品也表现了寻路者们的精神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