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现代文学 :
19世纪初叶，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侵入，伊朗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和缓和人民的不满，企图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力主改良的是密尔扎·阿卜杜勒和密尔扎·塔吉汗。前者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开一代新风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内容充实，语言明快，摆脱了“印度体”的隐晦文风。
19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启蒙者密尔扎·法塔赫·阿里·阿訇扎德和密尔扎·玛利库姆汗二人认为《蔷薇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时代应该创作适合人民要求的戏剧和小说。同一时期的作家还有密尔扎·阿卡汗·克尔曼尼、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以及塔里波夫等。阿卡汗写过许多反对封建主义的政论文章，还写过一本模仿《蔷薇园》的故事集。塔里波夫的主要著作是《阿赫麦德集》，这是一部批判当时社会弊病的作品。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的《易卜拉欣·贝克游记》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伊朗和外国的对比，揭露了伊朗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文学创作也比以前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1905至1911年伊朗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史称“立宪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民主改革。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繁荣景象。诗人巴哈尔称这一时期为革命时期，他认为“标志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
巴哈尔早年以诗闻名，曾获“诗人之王”的称号。他是霍拉桑省立宪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曾参加地下报纸《霍拉桑》的编辑工作。1909年主持出版伊朗民主党刊物《新春》（后更名为《早春》）。巴哈尔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在形式和语言方面继承了波斯诗歌的优秀传统。另一位诗人拉胡蒂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反映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的立宪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
立宪运动时期兴起一种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代表作家有德赫胡达。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所创新。他的杂文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立宪运动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是《天使号角》和《北风》。德赫胡达是《天使号角》的主编。这份刊物的发行人是贾杭吉尔汗。《北风》的主编及撰稿人是阿什拉夫丁，主要刊载政治讽刺诗。伊朗文学在立宪运动时期，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等方面，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同时，文学语言也更加接近人民大众的口头语。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礼萨国王执行高压政策，取缔进步书刊，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或被监禁流放，或逃亡国外。巴哈尔、阿列夫·卡兹文尼、埃什基以及法罗希·耶兹迪等是这一时期伊朗现代诗歌战斗传统的优秀代表，他们在黑暗年代里顽强地进行创作，坚持斗争，遭到各种迫害。同时期另外一批诗人的作品哀伤多于愤怒。他们笔下虽然不乏人间的不幸和痛苦，但缺少抗争的勇气和战斗的呼唤。他们的诗讲究音律和词藻，更多地从形式上继承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这类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杰·密尔扎和帕尔温·埃特萨米。尼玛·尤希吉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在诗歌形式上提倡自由体诗。
1921年，作家贾玛尔扎德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很久很久以前》（又译《故事集》）。在《很久很久以前》问世前后，伊朗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帝王或英雄的文治武功，往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美化历史人物（如胡斯拉维的《闪姆斯和突格拉》）；社会小说多写社会黑暗面，大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有自然主义倾向(如莫沙菲格·卡泽米的《恐怖的德黑兰》，1924)。《很久很久以前》与这两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着重描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并自觉地运用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语。
30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文学家团体，称为“四人小组”。它最初的成员有萨迪克·赫达亚特、伯佐尔格·阿拉维、马斯乌德·法尔扎德和莫吉塔巴·米纳维。萨迪克·赫达亚特是伊朗现代著名作家，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早期创作受西方颓废派的影响，带有感伤色彩；后期创作(1941年后)明显走向现实主义。他的两部中篇小说《瞎猫头鹰》和《哈吉老爷》获得了世界声誉。伯佐尔格·阿拉维是伊朗共产党员，1937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及《五十三人》。他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眸》(1952)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进步人士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穆罕默德·赫加泽的主要作品有《胡玛》《帕里切哈尔》《泪》《帕尔旺尼》《泽巴》以及文学小品集《镜子》《沉思》《微风》和《旋律》等。他的小说主要描写上层社会妇女形象，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在逆境中要退避忍让，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语言优美流畅，是规范化的现代波斯语。作家阿路·阿赫迈德与赫加泽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对城乡生活中的落后现象持批判态度，主要作品有《互访》《我们遭受的苦难》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浪潮高涨，50年代初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诗人和作家巴哈尔、尼玛·尤希吉、萨迪克·赫达亚特、伯佐尔格·阿拉维、萨迪克·秋巴克、赫加泽等。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了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吉勒男人》(1951)、《书简及其他故事》(1952)和《水》(1952)等。
1953年，摩萨台首相领导的石油国有化运动达到最高潮。美国为了自己在中东的利益，用重金买通伊朗保王派军官发动“八月政变”，对石油国有化运动血腥镇压，同时也镇压了人民党。“八月政变”对伊朗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打击十分沉重，很多诗人和作家都被逮捕入狱或被短暂拘禁过。痛苦、悲观、绝望、彷徨、迷茫和无所归依的情绪笼罩在知识分子心中，并在“八月政变”之后的数年内一直在知识界萦绕不去。因此，这一代伊朗知识分子又被称为“失败的一代”。对“失败的一代”的内心痛苦和精神迷惘的描写成为伊朗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阿勒·阿赫玛德的长篇小说《小学校长》（1958）堪称此类文学的代表，呈现了“八月政变”之后，伊朗知识分子遭遇的精神困境。阿勒·阿赫玛德曾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是人民党和“第三阵线”的高层领导人，对左翼运动有着深切的人生体验。作为“失败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阿勒·阿赫玛德对左翼运动失败的反思集中体现在其长篇小说《努奈和笔》（1961）中。巴赫拉姆·萨德基也属于“失败的一代”作家，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战壕与空水壶》（1970）和长篇小说《天国》（1971）。
“八月政变”之后，巴列维国王（1941～1979年在位）大力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即白色革命。土地改革是“白色革命”的最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伊朗社会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但同时也摧毁了伊朗的传统生活方式，给人们的内心世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剧烈的社会变革迫使作家以一个新视角来看待乡村生活，由此产生了特定意义的乡土文学。由此，描写土地改革的动荡、渴望回归土地成为这个时期文学作品的重要内容之一，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给伊朗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但是，大多数作品都一致抨击现代化技术对农村的入侵，对传统乡村生活的破坏，赞美乡村生活的淳朴与安宁。这其中，塔基·莫达勒斯的小说《沙里夫江，沙里夫江》（1965）和阿勒·阿赫玛德的小说《土地的诅咒》（1967）都是反映土地改革的优秀作品。马赫穆德·都拉特阿巴迪的长篇小说《苏璐奇不在场》（1979）也是反映土地改革的优秀作品。小说以两条线索平行展开：苏璐奇家庭的毁灭与乡村的消失交织在一起。隐匿的男主人公苏璐奇不在场，象征着在这场现代化变革中，伊朗自身文化传统的依靠与屏障全都消失不在场，因而人们迷惘惶惑，不知所措。在社会小说领域，阿里·穆罕默德·阿富汗尼的长篇小说《阿胡夫人的丈夫》（1961）则是这时期最成功的作品，小说全景式地反映了伊朗人的家庭生活和伊朗社会的生活面貌。作者阿富汗尼是一位自由撰稿人，《阿胡夫人的丈夫》是其长篇处女作，却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长销作品，至今仍不断再版，作品声望远远超过作者声望。
古拉姆侯赛因·萨埃迪被誉为伊朗文坛的“短篇王”，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小说集《巴雅尔的哭丧人》（1964）。这部小说集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主要包括8个具有一定关联的短篇故事，讲述乡下人的饥饿与疾病、夜行盗贼、劳作耕耘、不如意的爱情，艺术性地成功再现了一个小村子中人们的生活，并赋予这些故事深刻的社会意义。
20世纪60～70年代是伊朗社会全面西化的时代。这时期伊朗的社会经济开放，与西方诸国文化交流频繁。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加强、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使伊朗这时期的文学呈现出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诗歌大家云集，卓越的小说家更是层出不穷。
在诗歌领域，纳德尔·纳德尔普尔是新古典主义诗歌流派的杰出代表，他使新古典主义诗歌真正呈现出“现代”气象，不再“古典”，他的诗歌以清新流畅的律动深受读者的欢迎。然而，50年代后期随着阿赫旺和夏姆鲁这两位象征主义诗人的崛起，新古典主义逐渐走向了没落，开始了象征主义诗歌的兴盛时期。1960年之后，在诗坛上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大都属于象征主义。
麦赫迪·阿赫旺·萨勒斯是伊朗现代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深得后象征主义诗歌的精髓。他的诗歌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政治的隐喻性抨击上，而是更多地思考伊朗民族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境遇问题，用伊朗古代的神话传说建立起自己象征主义诗歌的核心体系。伊朗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文化思想在《〈列王纪〉的结束》（1959）、《从这本〈阿维斯塔〉》（1965）和《狱中之秋》（1969）等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阿赫玛德·夏姆鲁是另一位杰出的象征主义诗人，他的代表诗集有《镜花园》（1960）、《镜中的阿伊达》（1964）、《阿伊达：树、匕首和回忆》（1965）、《雨中凤凰》（1966）、《泥土哀歌》（1969）等。夏姆鲁是伊朗现代诗坛上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的一位诗人，与萨勒斯更多地专注于用伊朗本民族的神话建立自己的象征体系相比，夏姆鲁诗歌中的神话象征更为多元化。
福露格·法罗赫扎德是伊朗现代诗坛上最杰出的女诗人，主要诗集有《囚徒》（1955）、《墙》（1956）、《叛逆》（1958）、《再生》（1963）和《寒季虽临我们当心怀信念》（1965）等。福露格前期诗歌比较专注于对男权制价值体系的反叛，其后期诗歌专注于提升自己的哲学性思维，关注更加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充满了生命力的张扬。福露格开创了伊朗女性主义诗歌传统，其后期诗歌在思想内涵上达到了相当的哲理深度，在诗坛上竖起了一座孑然独立的高峰，难以企及，因为男诗人缺少她的女性特质，而女诗人则缺少她的视野和深度。
苏赫拉布·塞佩赫里是伊朗现代诗坛上神秘主义诗歌的代表。塞佩赫里在60年代伊朗全面西化的浪潮中游历东西方，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性的考察和审视，深深迷恋上了东方神秘主义文化，认为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喧嚣中，唯有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才能使人拥有内心的宁静和灵魂的安详，才能使人的精神达到一种永恒的境界。由此，塞佩赫里创作了大量的神秘主义诗歌，表现自己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认识和体验。这些诗歌依次收录在以下诗集中：《背井离乡的太阳》（1961）、《悲悯的东方》（1961）、《水的脚步声》（1965）、《行者》（1966）、《绿色空间》（1967）、《我们无为，我们观看》（1977）。这些诗集以深邃的神秘主义思想和纯熟的诗歌语言艺术在伊朗现代诗坛上竖起了一座神秘主义的高峰。
在象征主义诗歌兴盛的同时，“新浪潮诗歌”也在伊朗诗坛上兴起。在巴列维国王1941年登基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初正是20岁左右的青年。这一代青年伴随着巴列维国王的全面西化政策成长起来，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都是西式的，他们叛逆，颠覆传统，蔑视责任，渴望新观念新价值。这些青年从各方面与传统相对抗，打碎了一切旧的和新的标准，将格律、韵律、文学性、感情、想象、朦胧、比喻、象征、甚至意义和逻辑统统抛弃，他们创作的诗歌与在他们之前的诗歌没有任何相似性。第一本这种“新新诗歌集”就是当时年仅21岁的阿赫玛德·礼萨·阿赫玛迪在1962年出版的《印象》。由于当时法国新浪潮电影兴盛，伊朗评论界把这种“新新诗歌”称为“新浪潮诗歌”。“新浪潮诗歌”在60年代的诗坛得到大量年轻人的拥护和支持，具有一定的声势，但在70年代走向衰落。
20世纪60～70年代同样是小说创作繁荣鼎盛的时期，涌现出不少杰出的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堪称现实主义作家中的代表，也是伊朗最杰出的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萨巫颂》（1969）被誉为伊朗现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小说以1941年盟军为开辟一条从波斯湾到苏联的运输通道而出兵占领伊朗为时代背景，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坚决不与盟军合作，一身铮铮傲骨被视为伊朗民族的脊梁。女主人公扎丽刚开始性格懦弱，在丈夫优素福不屈服精神的感染下，逐渐变得坚强无畏。这部小说在伊朗全面西化、西方文化大举入侵、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崩溃的时代，多方位展示了伊朗独特的民族性及其内在精神实质，并以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卓尔不群、宁折不弯的精神将这种独特的民族性彰显无遗。
这时期，欧美经典小说大量被译成波斯语，促使伊朗小说家们更加成熟，在表现技巧和手法以及小说的结构上都较以前有了更大的进步，伊朗的小说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和成熟的景象，与当时的“新浪潮诗歌”相对应，在小说创作领域，也出现了“新小说”，形成伊朗文坛上第二波现代派文学思潮，胡尚格·古尔希里成为其中的代表。
1969年，胡尚格·古尔希里以中长篇历史小说《埃赫特贾布王子》一举成名，然后相继创作了《克里斯汀与基德》（1971）、《我的小祈祷室》（1975）、《拉依的迷途羔羊》（1977）、《十二勇士》（1990）、《屋中镜子》（1991）、《暗手明手》（1995）等17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文学评论，是萨迪克·赫达亚特之后，在世界文坛上最具影响力的伊朗当代小说家。《埃赫特贾布王子》虽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古尔希里采用的却是现代意识流的形式，通过伊朗恺加王朝（1775～1925）遗老埃赫特贾布王子晚年与妻子法赫罗尼萨、女仆法赫丽以及老仆人莫拉德在生活中的琐碎事件，引发王子对过去时光的联想和回忆。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伊朗封建末代王朝的灭亡，萦绕着深深的失落与惆怅，但小说又超越于简单的末代王朝覆灭的意绪，表现的是伊朗作为曾经的波斯帝国的光华散尽，是整个民族的哀伤与幽怨，因而尤其动人心魂。
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使伊朗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巴列维国王飞速发展的计划，使其无法从容而有效地解决和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无法妥善解决与宗教阶层的矛盾。最终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经济的飞速发展使巴列维王朝飞速地走向灭亡。阿勒·阿赫玛德的政论著作《西化瘟疫》（1962）和《论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1977）尽管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对伊朗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对伊朗知识分子投身70年代以来反巴列维政权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场斗争被称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在1979年1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刚建立仅一年多，1980年9月两伊战争全面爆发。两伊战争对伊朗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深刻，涌现出一大批反映两伊战争的文学作品，形成伊朗当代文坛上的“战争文学”，并涌现出以赛义德·麦赫迪·舒查依、阿里·莫阿仁尼、伽兹·拉比哈维、阿米尔·哈桑·切赫尔坦、莫赫森·马赫马尔巴夫等一批新生代作家，他们的作品或正面反映前线战士的英勇无畏，或描写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
作家伊斯玛仪尔·法希赫以创作长篇家族系列小说而著名。大地主哈桑·阿里杨娶了两房妻子，两个妻子生育了众多子女，还有众多的孙辈。法希赫所有的小说都是关于这个家族成员的故事，通过这个家族人物的命运变迁反映出1921～1971年伊朗社会的大变革，长篇小说《盲瞎的心》（1973）堪称代表。法希赫的长篇小说《62（1983）年冬天》（1987）是战争文学的扛鼎之作，小说描写的不是战争中人们的外部生存状况，而是描写战争中人的内心世界，呈现了两种并行不悖的价值观。小说通过年长者加拉尔·阿里杨（他是大地主哈桑·阿里杨第二房妻子生的儿子）与年轻人曼苏尔两位不同年代的主人公的视角，展现了对战争迥然不同的两种看法，表现了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年轻一代更富于理想主义的牺牲精神，老一代更看重生命本身的价值。这里，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两种不同的人生价值观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自强不息的社会整体。《62（1983）年冬天》也因为并行不悖地深刻展示了两代人的价值观而跻身伊朗现当代文学史最优秀的作品之列，被认为是20世纪伊朗最杰出的十部小说之一。
进入90年代，“战争文学”高潮逐渐退去，伊朗文学呈现出一种特殊的“世纪末的反思”色彩，作家们都在回顾即将逝去的20世纪，反思伊朗民族在20世纪中的风雨历程。阿巴斯·莫阿勒菲的代表作《亡者交响曲》（1989）采用兄弟相煎的母题，描写了一个伊朗传统世家的崩溃，同时也是“失败的一代”的挽歌，更是对“失败的一代”人生命运的深刻沉思。霍斯鲁·哈姆扎维的长篇小说《在雪松下死去的城市》（1999）描写了一位名叫基扬的年轻教师被派遣到一个名叫沙尔斯塔尔的偏远山区小城任教，他经历了两场当地小城权力者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最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小说具有十分深刻的象征寓意：“雪松”是波斯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意象，连接了“衰败”与“复兴”。小说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沉思，也昭示了伊朗世纪末文学的一种新的反思精神。老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的长篇小说《彷徨之岛》（1993）和《彷徨的赶驼人》（2001）也是对伊朗20世纪中期左翼运动的深刻沉思。
伊朗文坛泰斗阿赫玛德·马赫穆德一生创作十余部长篇小说，曾在1974出版《街坊邻里》获得广泛赞誉，奠定了自己在伊朗文坛的地位。1982年出版的《烧焦的土地》是第一部反映两伊战争的长篇小说，整部小说是作家本人在遭遇袭击的城市中的亲身体验，真实反映了战争初始阶段，处在战争第一线的伊朗南部重镇阿瓦士人民的境遇。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菩提树》（上、下卷），并于2001年获得第一届“胡尚格·古尔希里文学奖”。故事围绕菩提树、阿扎尔帕德家族，呈现了伊朗20世纪后半叶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在小说中，菩提树崇拜作为一种“物崇拜”，实际上隐喻了伊朗在20世纪的现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宗教狂热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情况。小说揭示了宗教狂热的背后实际上是政治权力的角逐，同时全盘西化带来的物质主义“物崇拜”犹如菩提树的疯狂生长，成为掌控伊朗社会的新殖民手段。像伊朗这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既现代化又不西方化，如何既保持传统宗教文化的生命力，又不陷入宗教狂热，这的确是一道十分复杂的命题。小说表现出作家对伊朗现实政治和人类命运的深度关怀与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