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尼·绍瓦蓬 :
生于北榄府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帕皮德拉皮姆德语中学毕业以后，考入朱拉隆功大学建筑系，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1936～1937年曾在西格隆《沙炎叻报》任职，1936～1943年在法政大学(当时为开放大学)学习，获法学士学位，同时在经济部商业局工作。曾任《暹罗报》《首都报》的记者。1944年进入外交部，先后被派往苏联、法国、阿根廷、印度、澳大利亚，担任过驻英使馆参赞(1974)，最后的职务是驻缅大使(1977)。1979年退休，重回文学界。
社尼·绍瓦蓬是位业余作家，创作数量不多。从作品的倾向看来，大致可以分为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四个时期。40年代，社尼初登文坛，他考取了一所公费学校，准备去德国留学，学习经济学。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战火在欧亚大陆燃烧，但德国还未入侵苏联。社尼途径香港、中国、伪满洲国，打算经西伯利亚去德国。他在哈尔滨等苏联的签证三个月。他后来回忆道：“那时我在政治上还十分幼稚，不懂得德国所提供的奖学金是为了培养崇尚纳粹的各国青年的。正因为此，俄国不愿给我签证。我去不了德国，只好取道日本回国。”这次远东之行的生活经历，使作者写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失败者的胜利》(1943)和《东京无消息》(1944)。这两部小说的发表使作者在文坛上成名。
《失败者的胜利》以伪满治下的哈尔滨和大连为背景，《东京无消息》则从上海写到东京又写到曼谷，改换了三个场景。社尼·绍瓦蓬的作品大部分是以国外为背景的，这成了他创作的一大特点。
第二次大战期间，泰国政府在日本的军国主义的压力面前，采取了为虎作伥的态度，对内则实行高压政策，对言论出版的控制极严。而社尼·绍瓦蓬却写了苏联记者玛丽亚的抗日活动，写了她的被捕，表达了对她事业的同情和为营救她所做的努力，虽然行文上避去了锋芒，但这种挑战态度是极为大胆的。
《失败者的胜利》和《东京无消息》虽然表现了作者对美好事物和未来的憧憬，渴望和追求，不乏积极意义，但是读完整个作品，不难发现作者的憧憬和追求是虚幻和模糊的。在这两部小说中除了女记者玛丽亚之外，其他人物都可以说是“命运的产物”。作者目睹了当时上海的情景，曾感叹道：“我曾看见在战场上获得勋章的人变成了下等苦力，看见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成了水手，看见高贵的美女成了妓女。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那怕是一种东西能够使它处于永恒的地位……除非是被我们称做神秘、轮回的命运这个东西!”在这种心情的促使下，作者把他笔下的人物都处理为悲剧人物是毫不奇怪的。作者说：“我喜欢写悲剧，因为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消除人们心里的欲望，它能够安慰那些失望的人，那些世界不需要的和被诅咒的人……”。
社尼·绍瓦蓬进入外交部以后，大部分时间在驻外使馆工作，他耳闻目睹了法西斯暴行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看到欧洲各国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谈到自己的经历时，他曾经讲到，在使馆遇到过一位做翻译工作的西班牙人，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和反弗朗哥的战斗，他告诉社尼，只做一个“道德作家”还远不是进步的。他向社尼讲述了“社会唯物主义”，从那时开始，社尼“才知道文学是什么，有怎样的作用……”。这意味着社尼·绍瓦蓬已经从一位不断追求和探索的作家而成为一位肩负起历史使命的作家，他思想的这一巨变，具体反映在《婉拉雅的爱》这部长篇小说中。
1952年正值泰国“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运动高涨时期，社尼发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重要论文，把泰国文学与国外文学做了对比，分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特点，指出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已不再符合泰国当前文学的需要，泰国需要的文学是“主观(理想)和客观(现实)的统一，艺术美和生活美的统一。主观的需要和客观现实方向的统一”。社尼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指出作家应对人民负责。科学地阐述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作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和进步文学所应遵循的方向，这在泰国是第一次。对那时“为人生，为人民”文学的繁荣和泰国文学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长篇小说《魔鬼》（1957）是社尼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流派标志性的作品之一。1961年以后发表的《冷火》和《亚马孙河畔的荷花》，都以拉丁美洲为背景，前者写一个女革命家的故事，后者写了原始森林的神奇以及印第安人的历史。《七国行》是一部优秀的游记作品。退休以后写了长篇小说《阿尤塔亚的好人》，但其影响均没有超过长篇小说《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