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辩

天人之辩： 古代关于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关系的论辩。殷周时“天命”观念处于支配的地位，“天”被当作主宰一切的最高神。春秋战国时期，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对“天命”观念产生怀疑。孔子虽然也强调“畏天命”，但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承认自然之“天”的存在。墨子重视人的“强力而为”，但也提出“天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老庄学派提出人应当顺从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思孟学派主张天人合一，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荀子则把“天”看作“行有常”的自然之天，要求“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西汉董仲舒建立了庞杂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东汉王充提出“天有形体”说，认为天体是由元气组成的，是自然无为的，但“虽为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论衡·自然》）。唐代刘禹锡进而对天与人的职能作了区分；“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提出“天与人交相胜”的观点。宋代理学家都从“物我合一”论证天人合一。朱熹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一切是“太极”的体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为理。”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自然之天是气之“升降飞扬，莫之为而为万物之资始者”（《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但人不能“任天”，而要“相天”、“造命”，“以人道率天道也”（《思问录·内篇》）。天人关系的争论构成了各家教
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对古代教育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