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三周年，晋察冀边区举办了第一届艺术节。
抗敌剧社等演出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以后，边区的一些专业剧团又演出了《婚事》、《复活》、《大雷雨》、《带枪的人》、《日出》等戏，由此引起有关“演大戏”的争论。不少同志对“演大戏”成风，过分强调技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有的同志进一步将演大戏指责为“艺术至上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演大戏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相反的只有好处。
因为从中外名剧的演出中，不仅可以在剧作演技等方面提高边区的戏剧工作者，而且也提高了观众鉴赏与其他方面的水准。有的同志强调“所谓要克服‘演大戏’的倾向，不是说根本不要再演大戏，而是说，我们应以更大力量作戏剧深入群众的工作，产生大量反映边区斗争与生活的大众化剧本。”(沙可夫：《回顾一九四一年展望一九四二年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但后来对“演大戏”倾向的批评，仍然发展成为简单化的全盘否定。只强调戏剧创作向我国的传统戏曲学习，而忽视借鉴外国和“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除了少数剧团偶尔演出过《日出》、《前线》、《带枪的人》以外，“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和外国名剧，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很少上演，介绍和研究文章也很少。这反映了当时部分文艺工作者理解戏剧与政治关系的一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