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程大昌首先提出二《南》、《雅》、《颂》为乐歌，十三《国风》为徒歌的说法，其《诗论》曰：“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卿、大夫、士赋诗道志者，凡诗杂取无择。至考其入乐，则自邶至豳，无一诗在数也。享之用《鹿鸣》，乡饮酒之笙《由庚》、《鹊巢》，射之奏《驺虞》、《采藏》，诸如此类，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后知《南》、《雅》、《颂》之为乐诗，而诸国之为徒诗也。
”其后朱熹、焦竑、顾炎武从程说。
顾炎武与程大昌说法稍有不同，以为二《南》、《豳》之《七月》、正《小雅》16篇、正《大雅》18篇以及三《颂》为入乐之诗，余皆为不入乐诗。
参见“变风变雅”条。南宋郑樵首先反对程氏之说，以为：“三百篇之诗，皆可被之弦歌。”(《通志》)其后元代吴徵。清代陈启源、顾镇、马瑞辰、魏源、皮锡瑞及近、当代学者多从郑说。综其主要论据有：1．古籍中明言《诗》为乐歌。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称《诗三百》为“周乐”。《荀子·劝学》：“诗者，中声之所止也。”《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等等。2．十三国风也入乐。
《大戴礼·投壶礼》称“可歌者八篇”，其中有《魏风·伐檀》。《左传》载赋诗言志，赋十三《国风》者也使工歌之。《周礼·春官·籥章》：“龡豳诗，以逆暑。”豳诗，即《豳风·七月》。3．《诗经》本身提供了内证。
《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明言作歌劝告。《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国风》重章叠句的形式正是歌词的特征。
《诗》皆入乐，几成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