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主要是周人运用《诗经》的时期。
战国时期在周人用诗之中融进了一些说诗、论诗的内容，可视之为《诗经》研究的萌芽期。顾颉刚先生把周人的用诗分成“为了应用而做的诗，和采来的诗而应用”两类，并概括为四种用法：“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伸出来的应用。引伸出来的应用，全看用诗的人如何，而不在诗的本身如何。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三册下)周人用诗方法颇多，除典礼、讽谏、赋诗、言语之外，至孔子教诗时，又强调用诗修养道德、增长学识，提高举一反三的应变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至孟子、荀子说诗时，又重视用诗为论据论证儒家义理。据统计，《国语》引诗31条，其中逸诗1条；《左传》引诗219条，作者引诗及孔子引诗48条，中有逸诗1条；列国公卿引诗101条，中有逸诗5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70条，中有逸诗3条；《孟子》引诗33处，无逸诗；《墨子》引诗10条，其中逸诗3条；《荀子》引诗84条，其中逸诗7条(参见傅道彬《〈诗〉外诗论笺》)。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周人用诗主要是对《诗》三百篇的应用。
习诗用诗已成为周人的一种风尚，诗已成为语言交流的工具，道德修养的象征，微言相感的中介，外交官吏的基本功，若能娴熟恰切地用诗，会被称赞为知礼，反之，就会受到人们的奚落嘲讽。所以闻一多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周人用诗，从用《诗》的方式到对《诗》的认识都直接影响了汉代经生的用《诗》，汉代经生沿用周人旧法发挥儒家的伦理道德，比附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