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还曾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认为挂着孔丘招牌的经学是导致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故坚决主张打碎桎梏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重新评价经学。
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他则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整理国故”，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本人在《诗经》研究上并没下过很多功夫，有些说法也过于轻率。如说《诗经》是一部“歌谣总集”，实际《诗经》并非全部为歌谣；如说《召南·小星》是“妓女星夜求欢的描写”，并以《老残游记》中对近代妓女生活的描写为证；说《周南·葛覃》“是描写女工人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引自周作人《谈〈谈谈诗经〉》)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胡适对《诗经》研究方法的论述却影响很大。胡适设计从异文校勘、音韵研究、字句训诂、见解序说四个方面对两千年的《诗经》研究进行一次总结性清算，并具体地提出研究《诗经》的方法，他说：“研究《诗经》大约不外下面两条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注解。(第二) 解题 大胆地推翻二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首诗下个解释。”(《谈谈诗经》)胡适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学者钻进故纸堆中“整理国故”，对《诗经》进行纯学术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