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比、兴本是作为用诗方法提出来的，但处于类比思维阶段，人们不仅用诗运用“引譬连类”求同类推的方法感发志意，写诗也同样运用“引譬连类”的方法表现内心世界。
写诗与用诗的思维方式相同，是比、兴能在不改变“内涵”的情况下由用诗方法转变为表现方法的内在原因、根本原因。汉儒沿用兴法说诗则是赋、比、兴本义转变的外在原因、直接原因。毛《传》标兴说诗，今文三家偶尔以兴说诗，汉初四家诗对兴法的认识相同，都将兴作为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方法；汉儒沿用兴法说诗目的也相同，都是借助兴法感发、比附、宣扬儒家的伦理观念，并不是分析总结《诗经》的表现方法。
但由于汉儒将自己运用兴法所感发出的志意说成是诗本义，这就使兴法的含义发生了转变。
其转变主要表现在：其一，汉儒所用兴法已具有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的双重性质。说其是用诗方法，是因为汉儒沿用兴法发挥比附儒家教义，用《诗》当谏书，用《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这仍是用诗，并已是带有明显政治倾向的用诗。
说其是表现方法，因为春秋战国时的用诗者明言自己的感发为“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尚无伤诗本义。而汉儒却要将自己运用兴法从诗中感发出的喻意说成是诗本义，说成是诗人之志，就无异于说诗人是运用兴的手法创作才使诗含有了这种喻意，这就关涉到诗人所用的表现方法了。
其二，春秋战国时，人人都可运用赋、比、兴的用诗方法来赋诗引诗，以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委婉表达情志愿望，印证学术观点；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背景下，两汉经生使《诗》成为儒家经学的专利，运用兴法感发比附儒学经义，使赋、比、兴带有浓厚的政教色彩。其三，在春秋战国的用诗中，《诗》的每句诗都可用来“引譬连类”，所用之诗与从中感发出的志意、道理之间都是兴(譬喻)的关系。在汉儒说诗中也屡屡运用这种断章取义的引譬连类，但由于毛《传》所标116兴全都标在写景绘物“无人事”的诗句之下，便使兴的外延由句句诗皆可兴缩小到“无人事”的诗句才是兴。这自然开启了后人借用赋、比、兴来解说《诗经》的表现方法。
毛《传》虽未标比，但从汉儒的解释中可知，兴、比同是譬喻，区别只在于本体是否出现及喻意的深浅隐露。如郑玄说《周南·螽斯》的起句“若此无人事，实兴也。”(《毛诗正义》引)郑《笺》凡言兴者必以喻解之，孔颖达说：“《传》言‘兴也’，《笺》言‘兴者喻’，言《传》所兴者欲以喻此事也。‘兴’、‘喻’名异而实同。”(《毛诗正义》卷一)故郑众释曰：“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作为表现方法，兴、比虽同为“譬喻”，但其外延要远比现在所说的“比喻”大，因凡“举也(他)物而以明之”者(《墨子·小取》)，古人皆称为譬喻，现在很难找到对等的概念来解说。大致说来，“先言他物”的诗句中，只出现喻体，不出现本体(无人事)的借喻、象征等皆为兴。
因喻体不与本体直接比较，没有具体限定，故喻意隐微，可引起多向感发联想。
那些喻体、本体在当句中同时出现的明喻、暗喻、对比、比拟等则为比。因喻体与本体直接比较，有了本体属性的具体限定，故喻意单纯、明确、显露。赋的情况最复杂。
赋从用诗方法转变为表现方法后，含义发生很大变化。由于聘问赋诗的消失，汉儒说诗已不再运用“讽、诵、言、语”的表达形式，也无古义可因承，故汉儒绝少解说赋。两汉时期，只有郑玄由于在笺《诗》中对比、兴的重新认识，能从新的角度对赋加以解说。比、兴同为譬喻，为了使赋与比、兴区别开，故郑玄首创新义，将“赋布其义谓之赋”的“敷布”改为“直铺陈”。“敷布”义宽泛，作为用诗方法，是“讽、诵、言、语”；作为表现方法，则兼容“直铺陈”与比、兴。而“直铺陈”则不是譬喻，就可以与比、兴区分开。郑玄所释虽无文字根据，但能自圆其说，使赋、比、兴从用诗之法转变为表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