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志体

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史籍编纂体裁。司马迁《史记》有“八书”，即《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概况。班固作《汉书》，改“书”为志，有“十志”，即《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等，这一体例为唐以前的某些正史如《宋书》、《隋书》沿用。但正史中的“志”并非独立成书的专史。东汉以后，开始出现典章制度专史，如应劭的《汉官仪》、卫宏的《汉旧仪》、丘仲孚的《皇典》、何胤的《政礼》等。唐代前期盛行编纂典志书，如李林甫的《唐六典》、唐颖的《稽典》、王颜威的《唐典》、李延寿的《太宗政典》、刘秩的《政典》等，都是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专史。但这些多为断代的记叙，反映的是某一朝的某种制度，缺乏古今会通之意，难以看出各种制度的发展及其演变。中唐宰相杜佑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编成《通典》一书，创立了一种新的史籍编纂体裁，即所谓“典志体”，也称为“政书体”。《通典》是一部通史式的典章制度专史，上至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代宗为止。南宋学者郑樵则别出心裁，编纂了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后改名《通志》，以“会通古今”，但其平生精力主要用在反映历代典章制度演变的“二十略”上，他自己曾非常自负地说：“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在于此矣。”因此，尽管《通志》并非典章制度专史，但后代史家却将其与《通典》、《文献通考》等量齐观，合称“三通”。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通典》一样，为通史式的典章制度专史，但在具体编纂方法上又有所创新，这就是“文”(古史资料)、“献”(古人评论)、“注”(编者意见)三结合的方法。清朝乾隆年间，朝廷特设“三通馆”，组织专家学者续编“三通”，先后编成《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简称“续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简称“清朝三通”)，加上民国年间刘锦藻编纂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有“十通”。要了解上古至清末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十通”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