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

人际交往中的称呼。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称谓礼节，但以中国人的称谓礼节最为复杂、最为微妙、最有特色。上下之间、长幼之间、平级平辈之间、亲疏之间、远近之间以及各种盘根错节、转弯抹角的关系之间，都有一套一套的称呼，至于谦称、尊称、名讳等，就更令人感叹其中大有学问。如亲戚之间的称谓，就令人叹为观止，父系的祖父母(爷爷、奶奶)、伯叔姑母、堂兄弟姐妹、侄儿侄女、孙儿孙女，以及侄儿媳妇、侄女婿等；母系的外祖父母(外公、外婆)、舅舅姨母、表兄弟姐妹、外甥外侄、外孙外孙女，以及外甥媳妇、外侄女婿等，而这些区别在西方民族许多都不存在。在家庭内部，由于兄弟姐妹，男婚女嫁，于是又产生了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女婿媳妇、姑嫂妯娌、连襟舅子，等等。而在此基础上扩展开来的关系网以及种种称谓，恐怕要专家们才能说得清楚来龙去脉。而称谓的实际运用，更是一套学问。一个称谓，可以将疏远的关系拉得很近，也可以将人拒于千里之外，这就是今人所谓“关系学”。一般而言，古人的称谓有两大特点：一是家庭味浓厚，二是官味浓厚。家庭味浓厚，如“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等家庭称谓很自然地在官场、民间的各类社交场合广泛使用，朋友之间“称兄道弟”，同姓之间寻根攀亲，商家称顾客为“衣食父母”(称“上帝”是舶来品)，百姓称知府、知县为“父母官”、“大人”、“太爷”，大臣称君主为“君父”。这自然有“真真假假”之嫌，但更重要的是，古人是想把冷冰冰的社会关系融化在家庭的脉脉温情之中。官味也很浓厚，官衔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之高，堪称世界一绝。原因很简单，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皇帝及其各级官员是社会的统治者，与之相对，士农工商，即使是富可敌国的巨商，也只是被统治者，古代叫做“民”。简单地说，官就是贵族，贵族就是官，而中国古代特有的科举制度(类似现代的文官考试制度)又给平民提供了进入官场和贵族社会的机会。因此，在古人心目中，朝廷命官就是人生的最高荣耀，不但自己荣耀，而且祖宗也跟着荣耀。这就是所谓“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因此，称呼某人的官衔或官方授予的荣誉，哪怕是有名无实的虚衔，都是一种尊敬和恭维。不但对活着的人，即使对已故者，称呼其官衔也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如称杜甫为“杜工部”、李白为“李翰林”、韩愈为“韩吏部”、司马光为“司马温公”、王安石为“王文荆公”等。从称谓就可以看出中西价值取向的差异：西方民族注重个人的独立，尽可能使亲戚关系淡化，使社会关系简化，“先生”加上“女士”，两个称呼就可以叫遍世界；而华夏民族注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尽可能使亲戚关系密切化，使社会关系微妙化，因此在称谓上作出了一篇篇奇妙的文章。有趣的是，尽管现代的有识之士深感这一传统有革新的必要，国人却反响甚微。因为无论在什么场合，如果是面对中国人，只要你以“先生”或“女士”相称，就在无形中同对方拉开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