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雅疏证》 :
清代王念孙（1744～1832）撰。10卷，每卷又分为上、下。其中第10卷为其子王引之所作。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嘉庆元年（1796）付梓。初刻本卷首有作者自序和段玉裁序，次为张揖《上广雅表》，正文后附所校隋曹宪《博雅音》10卷。
《广雅》一书，清代之前向无善本。王念孙以8年之力为之整理疏解。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其一，校勘讹误衍脱。既以各种刻本互校，又旁考《说文》《玉篇》《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集韵》等书补校。校正“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并且详举所由。对曹宪《博雅音》也有校订，并将原来散布书中的随文音释，全部抽出附于书后。其二，依《广雅》原本逐条疏证。或博引群书，发明古训，纠正误说，或因声据形以求义，详加考辨疏解，新见迭出。
其突出特点有三：第一，重视音形义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互求证，尤善因声求义，发人未发，疏证精当。其自序所言“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贯穿全书。段玉裁为该书作序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这既是王念孙对《广雅》研究的新创，也是对中国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第二，征引广泛，疏证详明，内容宏富。不仅博考魏晋以前的文献，而且对魏晋以后的类书、字书、注疏，甚至同时代学者之说，无不广为采集，详加考释，成就了其丰富性。《广雅》原书仅18 150字，而本书达50万字之多。第三，疏证严谨，注重目验。所言不仅引经据典，而且努力辅以亲自观察。“闻王氏作《广雅疏证》，花草竹木鸟兽虫鱼皆购列于所居，视其初生与其长大，以校对昔人所言形状。”（刘岳云《食旧德斋杂著·答潘伯琴书》）而对于不能确诂无考者，则付阙如，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
《广雅疏证》清刻本
此书不但增补了《广雅》的缺漏，校正了其传本的讹误，而且多所阐发，丰富了其内容。问世便广受赞誉。“学者比诸郦道元之注《水经》，注优于经云。”（《清儒学案》）段玉裁说：“读《疏证》如入武陵桃源，取径幽深，继则豁然开朗，土地平旷。”（《经韵楼集》）阮元赞曰：“此乃藉张揖之书以纳诸说，实多张揖所未及知者，而亦为惠氏定宇、戴氏东原所未及。”（《王石臞先生墓志铭》）殷孟伦认为“这部书和与之同时代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问世，标志出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已进入到近代语言学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书中也有缺憾，如仍存错讹牵强、当释未及、术语体例不一之处。王念孙亦感不足，成书后便有订补。有学人将其手批订补辑录为《广雅疏证补正》刊行，今有中华书局据《殷礼在斯堂丛书》影印本等。另，俞樾撰《广雅释诂疏证拾遗》、王士濂《广雅疏证拾遗》、王树柟《广雅补疏》、张洪义《广雅疏证拾补》、陈邦福《广雅疏证补释》、黄侃《广雅疏证笺识》等，亦可参阅。
今常见的有王氏家刻本、学海堂本、畿辅丛书本的重印本。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家刻本，编有词目索引，便于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