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述闻》

    《经义述闻》 :

《经义述闻》（清稿本）清代王引之著。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父念孙、祖安国，均为训诂学家。嘉庆四年（179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道光七年（1827），晋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辑为《考证》十二册。逝世后，谥号文简。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尚书集解》《左传集说》等，与其父王念孙并称“高邮二王”。所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和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并称为“高邮王氏四种”。

《经义述闻》35卷，此书大多为随经文所做的训诂和校勘，包括对《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大戴礼记》《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尔雅》诸书的考释，共609条。因其中训释多述其父王念孙之说，或据王念孙之说而触类旁通，故名《经义述闻》。一般认为，凡有“家大人曰”的内容，就是王念孙的讲述，约占全书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作者自己的见解，称“引之谨案”。另外，此书还附《春秋名字解诂》《太岁考》和《通说》各二卷。

《经义述闻》一书的内容主要是对所涉典籍中的讹字、衍文、脱简、句读等古籍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纠正毛、郑、马、贾、服、杜旧注之误和陆、孔、贾疏之失”，“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自序），解决了自汉以来很多学术疑难。此书的最大价值在文本校勘与文字训诂，一些前人不注或前人误读的文句，经王引之广征博引、深入考辨而冰释。

此书的主要特点：①解决文字问题。“形讹”条认为：“经典之字，往往形近而讹，仍之则义不可解，改之则怡然理顺。”②因声求义，不限形体。此书善用声义相通、音变音转之理说明文字的假借。区分了“造字之假借”和“用字之假借”的不同，纠正了前人的注释错误。③正确解释词义。此书注意从语言实践出发，总结、归纳新的义项，不仅解决了古书训释问题，而且为编纂字典、辞书提供了依据。如证明“终”与“既”为一语之转，打破了汉以来把“终”当成“终日”，把“终风”当成“西风”等实词义的误解，说明了 “终”字的虚词词义。④对语法和辞例给予足够重视。注意辨明词有虚、实之分，对实为虚词而被后人误解以实义者，逐一加以纠正，并且有理论的阐述。如“语词误解以实义”条：“经典之文，字各有义。而字之为语词者，则无义之可言，但以足句耳。语词而以实义解之，则扞格难通。”⑤多从语法结构上考虑词的动态义，如“经传平列二字，上下同义”条：“古人训诂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指。”“上文因下而省”条：“古人之文有下文因上而省者，亦有上文因下而省者。”“经文数句平列，上下不当歧异”条：“经文数句平列，义多相类，如其类以解之，则较若画一，否则上下参差，而失其本旨矣。”⑥归纳了古书训诂中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训诂不得增字解经，应以经还经，而不能强经以就我。⑦总结了带有典型特征的文献致误现象。指出了后人注疏误上加误的问题：“经典讹误之文，有注疏释文已误者，亦有注疏释文未误而后人据已误之正文改之者。学者但见已改之本，以为注疏释文，所据之经已与今本同而不知其未尝同也。”

《经义述闻》考释大多论证绵密，断制谨严，体例一贯，条理清楚，富有创见。此书不仅在语言学史上有很高地位，对文献研究亦有启发意义。但亦有微瑕，如偶有以今律古、轻言假借等。

《经义述闻》初刊于嘉庆二年（1797），乃其未完本；道光七年（1827）重刻于京师，即今通行之足本。学海堂本仅二十八卷，系据道光本略去《久岁考》及《通说》而成。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道光七年本影印，新附条目索引，流传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