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元代用“八思巴”文字入官印；在用字上有如此的变化，眞可以说是不同文化类型互相影响的一个範例。在它之前，我们看到了唐代“胡字”入印；在它之后，又有淸代官印以满文入印的现象。虽然这种种尝试并未蔚爲大观，但篆刻的并非保守，仍有一定的开放性格和接纳能力，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用蒙文这样缺少造型意识也缺少空间美感的文字入印，在印面上必然会导致相反的极端：製作者反而对造型施以更浓重的装饰意匠。于是，强令先天不足的蒙文字母去屈从于官印的方块格式—在方块印章上排布方块汉字是一件自然的工作；但在方块印面上分布不方块、因而也是非造型的蒙文字母，原有的自然却转换成爲一种柄凿不合的苦差事，则将蒙文九叠环曲实质上也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权宣之计，想藉此多一些造型意识而已。故尔我们在元代官印中能看到一种表面上的方：线条铺排、转折挺拔的方的趣味；但却很难发掘出作爲造型美的方。前者只是提供一种浮泛感觉，后者却提供一种耐人寻味的审美範型。在马背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对篆书是绝对陌生的，就是对一般的楷书也是十分疏远的。这种对篆书楷书的陌生，说到底也即是对悠久的汉文化的一种距离感。故尔儒生在元代比妓女还低贱；故尔蒙古官员会用蒙文入印—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矛盾。又在表面上以征服者的姿态对汉文化不屑一顾、堂而皇之地以蒙文取代汉文字并以此炫耀；同时又在潜意识中隐含着尊崇汉文化自感形秽，因此不但在官印形制上步趋汉式，连用蒙文也不得不羞羞答答地盘曲以求吻合于汉制—甚至大量官印也还是不得不沿用汉字以使子民们便于应用。其间所表现出的自尊与自卑、表面形象与潜意识之间的极端心理，眞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课题。
“益都路管军千户建字号之印”即是一方足以引起上述遐思的官印。値得注意的还在于：印背上署款爲“中统元年十月行中书省造”，元代中央有中书省主持政务，又于全国设十一行中书省管理路、府、州、县行政，权力很大，则知此印亦非中央治印专职机构如少府监所製；竟是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的自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