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在书、画上是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在篆刻史上，他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物。曾阅沙孟海《沙村印话》云：
“米元章跋褚摹兰亭，连用七印。曰：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芾之印、米芾、米芾之印、米芾、祝融之后。此法前古所无，后世亦罕见。世传米氏诸印皆出亲镌。宋人印如欧阳永叔、苏子瞻、子由兄弟，并皆工细，独米老多粗拙。谓其出自亲镌，亦复可信。”
当时对这七方印非常注意，颇思一窥全貌。以后在故宫博物院得见兰亭八柱第三褚遂良摹本后米氏题诗上获见“楚国米亚”“楚国芊姓”“米黻之印”“米姓之印”“米芾之印、“米亚”等，感到十分有趣—以米芾有洁癖、好拜石的奇异性格，作印也是极尽变化之能事；在这七、八方印中，有绝对曲折叠环类九叠文的款式如“米黻之印”“祝融之后”，也有较平易的朱文印如“米姓之印”“米黻之印”，旣有横列也有竪式，似乎在形式取向上有一种不安份的噪动与郁勃之气。虽然就是这几个固定结构，却能变出各个不同造型意识的新格式，早在宋元篆刻刚刚崛起，人们对之还很少有视爲艺术的纯粹想法，米芾一人自认爲有必要动辄七八印，这个举动本身就是证明—倘单求取信，一印足矣，奚用七八爲?至于七八印形貌各有不同，更是出于文人好事的癖行磊举。不是艺术家的优势，或不是米芾这样的文人兼艺术表现立场，很少有人会热衷于如此的无益之举。
纵观这一组印，还有一些特点也不可不提。一是多用朱文而极少见白文，二是边框大率细笔而不取粗边、三是当这组印成套应用时，各印的独特风格之间常常互相辉映，而很少见有单独用其中个别某印者。之所以如此，我想引一段米芾的夫子自道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并发人深省：“我太祖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佔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书史》)
至于他的多印成套应用；是否与他以某印代表书画眞僞或等级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