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
语出《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此书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表述相近。这一概括旗帜鲜明、简明扼要，后常被人引用，并被用于通论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潮。但它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文章师法先秦、西汉，五言古诗师法汉、魏，歌行、近体师法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诸家。
先秦两汉和盛唐是中国古代散文和诗歌的黄金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在明弘治朝登进士第，欲弘扬古学，于是选择古代诗文的最佳典范，本意是要从中获得古人个性与规范完美结合的真诗精神，从而革新明代流行已久而疲软不振的台阁体与性理派诗文风格。但他们很快遭遇刘瑾乱政，在正德年间的混乱政局中，无法在更广泛的政治文化领域有所作为，只好以诗文（尤其是诗歌）自负。李梦阳、何景明在如何学习古人的理念上有分歧，导致了文学史上著名的李何论争。对于这场纷争，《明史》的判定是“李主模拟，何主创造”，但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李梦阳强调学习古人要从体制声调等形式规范入手，何景明则主张师法古人的“神情”。何景明之说虽可避免过求形似之失，却也没有摆脱学习和模仿的道路，因而不可称为“创造”。
李梦阳、何景明本希望以复古为契机，革新文体与文风，但未能实现这一初衷，因此在文学史上被贴上了复古主义的标签。《明史》用“必”字强调他们对古代文学遗产过分的拘守。
嘉靖（1522～1566）中期，在严嵩专权误国的政治生态下，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再次揭起复古的大旗，他们的文学活动与险恶政治对抗的意图更明确，采取的师古策略也更极端。李攀龙对先秦散文、古乐府和汉魏古诗的模仿甚至亦步亦趋，文学复古走入了更狭窄的道路。相比之下，他们对初、盛唐近体诗的学习相对圆活，更能体现何景明“领会神情”这一理念的传承。王世贞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的看法，已经初步突破了对第一义的拘守，晚年又提出“用宋”“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等主张，进一步拓宽了复古派的诗歌疆域。他还倡导剂、辞达等主张，丰富文章的审美内涵，强化其可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高于后七子其他成员。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致代表了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从文学角度看，这种主张基本无可取之处。前后七子也有较好的诗文作品，但都是真情所至，与是否“必秦汉”“必盛唐”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