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 :
安徽桐城人。同治四年(1865)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时年26岁，“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曾国藩日记》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曾国藩叹为异材，留佐幕府，前后六年，殷殷劝学。历官直隶深州、冀州（今均属河北）知州。后入李鸿章幕府多年，深得信任。曾、李“奏疏多出汝纶手”(《清史稿·文苑三》)。光绪十五年(1889)出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执教多年，弟子甚众，莲池书院由此而名震一时。二十八年，吏部尚书兼学部大臣张百熙荐举其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坚辞不就，因张百熙着官服跪求，暂不言辞，遂奏请赴日本考察教育。同年十月归国，写成《东游丛录》，并还乡创办桐城学堂（即今安徽桐城中学之前身），自任堂长。并为学堂撰楹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和匾额“勉成国器”。翌年(1903)正月，积劳成疾，病逝于桐城老家。
吴汝纶因著籍桐城，禀承庭训，“自少读姚氏书”(《桐城吴先生文集·孔叙仲文集序》)，深谙桐城家法。又师事曾国藩多年，得其教诲与点拨。与师友“畅言文章兼及经史”(《桐城吴先生日记·文艺第四》)，再得湘乡要旨。吴汝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曾云“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吴两生”（《清史稿·张裕钊传》）。由此，吴汝纶于桐城、湘乡之间，各有承祧。他既憾桐城诸老“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吴汝纶尺牍·与姚仲实》)，又忧湘乡“今必以闳肆为宗，而谓醇厚之文为才之不赡”(《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于是，他在桐城与湘乡之间采取了兼通与变革的态度。扩“义理”，实之以“世用”，主张文章经世济民、济时应变；舍“闳肆”而回归“雅洁”，倡扬为文醇厚老确。其古文创作，长于议论，说理周详，“造语洁适，特为简练，不如国藩之缛也”。风格矜炼典雅，得于《史记》者尤深。但细味之，“气恢而力未浑”（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并未达到其所期望的旨意遥深之醇厚境界。由于其名播海内外，慕其名、求其文者甚众，故其诗文笃雅可诵之佳作较少，而应酬平庸之作居多。总观其文学创作水准，尚不逮方苞、刘大櫆、姚鼐及曾国藩。
吴汝纶论学，由训诂以通文辞。晚年尤着力于解经。自言“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说”(《答黎莼斋》)。然而说经实非其所长，“往往私造训诂，自立一义，不足为训”（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但其点勘、注释古籍多种，务在畅通大义，颇便于初学。作为教育家，主张新学、旧学并存，尤着力于西学的学习与引入。曾为严复多种西方思想文化译著作序，褒举揄扬。其《天演论序》传诵尤广，与《天演论》珠联璧合，深刻影响了晚清思想文化教育界。同时，吴汝纶力主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较早提出并设计了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中国近代教育体制之具体蓝图及设想。其教育思想与主张，多为当世及后人汲取采用。
其著述，生前曾刊刻《深州风土记》《东游丛录》等。殁后一年，其子吴闿生刊《桐城吴先生全书》17卷，内含文集4卷、诗集1卷、尺牍5卷及说经著作。后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2002年9月，黄山书社出版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一套4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