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战 :
1945年，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的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主观战斗精神”的观点，也就是“主观”问题。此刊同时发表了舒芜的文章《论主观》，肯定了主观的积极作用。同年1月重庆文化界座谈会召开，批评舒芜宣扬了主观唯心论，从而展开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战拉开了帷幕。
胡风认为作家必须“自我扩张”“自我斗争”才能创造出丰满的艺术形象。舒芜以哲学语言论述“主观”的内涵及作用等。有评论家在批评舒芜文章的时候，将哲学上的“主观”这一概念与胡风提出的关于文学创作的“主观战斗精神”混为一谈，认定舒芜所表达的论点就是“主观战斗精神”的哲学基础。与此同时，冯雪峰发表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王戎发表了《“主观精神”和“政治倾向”》等文章支持胡风的观点。在正统马克思文艺理论家看来，胡风等人的观点不啻异端邪说。何其芳发表《关于现实主义》反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观点。黄药眠撰文《论约瑟夫的外套》，对舒芜进行尖酸刻薄的挖苦和批判，在态度和方法上距离科学理性的文艺批评越来越远了。
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观点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批评，主要文章有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论主观问题》，乔木（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林默涵的《略论个性解放》，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等。邵荃麟在《论主观问题》一文中指出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离开了唯物论、阶级论，陷入了唯心论、“唯生论”，夸大了主观精神的作用。乔木（乔冠华）的文章《文艺创作与主观》批评胡风把文艺对象规定为“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实际上产生各种不健康的创作倾向和批评倾向”；他还对胡风的“精神奴役底创伤”的观点做出批评。这些批评文章，都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面简称《讲话》）作为唯一的参照系。一方面，胡风的文艺思想本身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存在区别或者“错位”；另一方面，《讲话》于1944年传到重庆后，胡风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特别是在一次讨论《讲话》的小型座谈会上，胡风根据毛泽东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的思想，强调国统区的特殊情况，提出在国统区书写工农兵和服务工农兵的困难性，不能机械地套用《讲话》的方针。
1948年，胡风撰写《论现实主义的路》，对1945年以来遭遇的批评进行了总答辩。他树立和总结了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形成和相关的争论点，又因着现实论争的要求和主流文艺思想的新的冲击，胡风在坚守固有立场的基础上，也令他的文艺思想有了新的调整和开拓。胡风依然从揭示与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分歧入手，表明自己一贯的现实主义的独立姿态。胡风说“这次写作不仅仅是答辩，而是想就现实主义这个问题写成一本系统的小册子……”。在如何看待农民问题上，胡风坚持了他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观点。胡风还肯定了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却是思想主力和人民之间的桥梁”“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进的”。胡风以独立思考、挑战教条主义的勇气，坚持和阐述了自己的文艺思想，虽有偏激或不成熟之处，但仍为中国文艺理论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曾有的新异思想。
直至1948年底，这场论战才宣告结束，它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时最长的一场论战，影响到此后几十年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的发展。其直接后果是第一次文代会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简单否定和建国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继续批判，以致最后升级为政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