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白话文运动 :
中国一直存在着白话写作的传统。在清代,除白话小说外,如官方的白话文告、《圣谕广训》的白话读本,以及外国传教士的语体文译述等,均构成白话文写作的历史资源。至晚清时期,则借助报刊的功用,掀起白话文宣传与写作的热潮。
早在1868年,黄遵宪即有“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的议论;1876年,上海申报馆发行《民报》,被公认为近代中国第一份白话报纸。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救亡”与“启蒙”的社会思潮兴起,白话文运动正式展开。理论宣传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均曾表达过“文与言合”的观念;1898年夏,《女学报》刊出潘璇《上海<女学报>缘起》,文中表彰了白话“易读易晓”的好处;稍后,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明确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就白话报刊而言,1897年以后,《演义白话报》(上海)、《无锡白话报》相继创办;至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开民智”思潮演为一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白话报刊大量涌现。这些报刊首先出现在南方尤其江浙一带;1904年,彭翼仲在北京创办《京话日报》,影响卓著,京津地区的白话报刊从此亦蓬勃兴起。清末10余年中,全国出现近300种白话报刊,多种文言报亦开设白话栏目,或发行白话附张,亦有相当数量的白话小说问世,形成一场蔚成规模的白话文运动。
晚清的白话写作潮流,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文体”(趋向口语化的浅近文言),以及如严复、林纾所书写的“新古文”(容纳了新的观念与语汇的雅文言)一道,构成晚清汉语书面语变革的丰富图景。晚清白话文运动借助进化观念为理论支持,以开启“民智”、知识普及为主要目标,并以报刊作为主要的宣传手段和实践场域,同时伴随着民族意识、国民意识等意识形态内容的传播。清廷的制度改革亦有推波助澜之效,如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止,既杜绝了时文的存在空间,实则也抽除了文言书写的政治价值。此外,期间虽然出现了其他方言如粤语、吴语的书写,但仍以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官话书写或模拟官话写作为白话文写作的主流。女性作者在其中亦有令人瞩目的表现。
至五四时期,语体革命与文学革命合流,白话最终取代文言成为新的汉语书面语范式。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发端,晚清白话文运动无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不可切割的重要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