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与吴质书》 :
三国魏曹丕撰。原文见于《三国志·王粲传》，又见裴注引《魏略》和《文选》卷四十二。此信写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回忆与建安诸子的亲密交往，痛惜他们的一时俱逝，感情真挚深沉。行文潇洒自如，似乎不讲结构而自成章法，甚是高妙。
文首痛陈失友之痛：“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然后回顾过去的快乐：“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以昔日之乐，反衬如今的追怀与感伤。但相比写于建安二十年（215）的《与朝歌令吴质书》，此信有更多理性的反省与总结，主要表现在人生价值与文学成就两方面。最具文学批评价值的内容当属他对于徐幹、应玚、陈琳、刘桢、阮瑀、王粲等“六子”文学成就的总结评价：首先，他更重视如《中论》一样的子书，认为子书传世更能代表作者的价值，令作者不朽。其次，他既重视作者的文学才能，也很看重作者面对功名时的进退，即所谓“名节”，因此特别推崇有“箕山之志”的徐幹。第三，他认为作者才能各有所长，诸子在自己擅长的文体上皆堪称“一时之隽”，只是知音难得。第四，他认为文学是发展的，我们可能超越前人，后人也很有可能超越我们，即所谓“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最后，他感慨时不我待，建功不及，云：“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虽不及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慷慨豪迈，但深沉有加。因此，清人浦起龙评云：“中幅论次断续，是撰定遗文之笔。前段念往，后段悲来，俯仰绵邈，细数生平，都归切劘绝业，故味长。”（《文选集评》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