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湘东王书》 :
南朝梁萧纲撰。原文见于《梁书·庾肩吾传》，又略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七，严可均收入《全梁文》卷十一。题目又作《与湘东王论文书》，王志坚《四六法海》题中有“论文”二字，李兆洛《骈体文钞》与彭兆荪《南北朝文钞》并从之。湘东王是萧纲之弟萧绎。此书大致作于中大通三年（531）之后不久，主要针对裴子野《雕虫论》而发。《雕虫论》有厚古薄今的思想，提出恢复《诗》《骚》之体，批评当今文章不重教化：“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鞶帨，无取庙堂。”（《全梁文》卷五十三）《与湘东王书》先是批评了京师文体“懦钝殊常”，接着说：“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全梁文》卷十一）萧纲这封信对裴子野的论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不指名，但每一句都是有为而发。裴子野意在治疗当时文学创作中的弊病，即不注意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专务形式的追求，然而他所开的药方却是一张过时的古方，要求作者回到“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的儒家老路上去，甚至连“吟咏情性”也在禁忌之列。萧纲正面肯定诗歌不同于儒家经典，而是应该言情，“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几句辩难驳论，和《文赋》以来诗歌“缘情”功能的肯定正相一致。
文中涉及的另一问题是区别文笔，从文、笔两方面树立典范：“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萧纲也不提倡过于注重文学形式，但他能以文学发展的眼光审视当代文坛，并对新出的佳作表达由衷的赞赏。
最后他褒扬萧绎：“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可见他对萧绎寄托了很高的期望。萧纲此信所持的文学主张是想使文学创作能有更多的自由与独创，摆脱儒家礼教的拘束。他这种要求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不良倾向有所滋长，但更重要的是使文学创作得以免去一些拘束，更好地体现作者的某些真情实感，拓展了文学的描写领域，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