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音乐的关系 : 这是一个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和诗歌相比,词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从理论上讲,有不可歌之诗,却无不可歌之词。词本来就是因为四、五、七言的诗歌形式过于整齐划一,不能适应日渐多姿的音乐而出现的一种句式长短不一,体制或大或小的新的歌诗形式,并形成不同的词牌。
什么是“词牌”呢?
如果你看过诗词格律一类的书,它会告诉你,“词牌”,即一首词的形式要求。它包括了句数、每句的字数、每句的平仄、用韵的规定、分片与否这几个内容。比如《清平乐》是一个词牌,它就包含了这几个内容:八句,分上下两片,各四句。句式结构为四、五、七、六、六、六、六、六。上片句句押仄声韵,下片一、二、四句押平声韵。再加上每句的平仄要求,就会是下面这样的格律(以辛弃疾《清平乐·村居》为例。加圈表示可平可仄,韵脚处用方框。例文韵脚处下面加点):
清平乐(双调四十六字)
平,茅檐低小,
仄平平。溪上青青草。
仄平平仄,醉里吴音相媚好,
仄平平。白发谁家翁媪。
平仄平,大儿锄豆溪东,
平仄平。中儿正织鸡笼。
仄平仄,最喜小儿无赖,
平仄平。溪头卧剥莲蓬。
如果我们以为就像写作近体诗一样,只要符合上面的平仄用韵等要求来填写就行了,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这忽略了词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曲调。
每一个词牌,实际上就是一首歌曲,旋律节奏是固定不变的(少数词牌有变体,可能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不同的唱法),词可以填写无数。遗憾的是这些曲谱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张炎《词源》说:“音律所当参究,词章先宜精思,俟语句妥溜,然后正之音谱。”又说:“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也就是说,填词的过程是先构思,然后写出文稿,再看一看是否合于乐谱,也就是曲调,看是不是可歌,这样才算完成了词的创作。
我们常常会看到宋人在歌舞饮宴或朋友聚会的时候,词人们即席填词,马上命歌伎演唱。歌伎们根本不需要准备和学习,一拿到稿子,立刻就能唱出来,原因是她们熟知每一个词牌的音乐,只要按照固定的曲调,把歌词装进去演唱就行了。
我们都知道,音乐是有很强的情感因素的,不同的旋律,可以表现不同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也就是说,不同的词牌,因为曲调不同,对于情感表现是有不同要求的。一般来说,宋词的曲调偏于柔媚,适合表现那些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的情调。宋刘克庄在《题刘澜乐府》中说“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不可使气为色”,就是指此而言的。因此,用曲调比较欢快的词牌去填写忧伤愁怨情绪的文字,或者用曲调比较优美抒情的词牌去填写豪放旷达的文字,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词的创作讲究的是“倚声填词”。
什么是“倚声填词”呢?每一个词牌都有固定的格式,有固定的音乐。为了与音乐很好地配合,便于演唱,每一个词牌的句数、字数、平仄、对偶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词人再根据词牌所要求的句式长短与平仄格式进行创作。这里的“声”,不仅仅是指平仄四声,更重要的是指旋律曲调。“倚声”,一是要选择与词的情感表现相近的词牌,二是要讲究平仄用韵,让演唱者不至“拗口”。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所谓“得新腔”,就是得到新的词牌,严格地说,是得到这一新的词牌的音乐和格式,但它是没有歌词的(或者本身含有一首原始的民歌),因此他们就请“善为歌词”的柳永“倚声填词”。
是不是也有先有词、再为之谱曲的情况呢?也有。《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太宗贞观六年载:“九月,己酉,幸兴庆宫,上生时故宅也。因与贵人宴,赋诗。起居郎清平吕才被之管弦,命曰《功成庆善乐》,使童子八佾为《九功之舞》,大宴会,与《破阵舞》偕奏于庭。”胡三省《注》说:“才有巧思,故命以所赋之诗被之管弦以为乐章。”这是唐诗先有词,再为之谱曲的例子。在宋词,则叫做“自度曲”。
“自度曲”,就是创立一个新的词牌,它不像从前的人创一个新诗格那么简单,因为这需要制定字数、句数、片数、平仄、用韵等规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为之创作一首曲调,使之成为一种定制,其他的人,包括他自己本人,都必须按照这个新词牌的要求来填词,比如《暗香》《疏影》《淡黄柳》《凄凉犯》《梅子黄时雨》《惜秋华》《西子妆》《梦芙蓉》《玉京秋》等。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周邦彦、姜夔、张炎、吴文英、周密等少数深通音律的人,才能有“自度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