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 :
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陶渊明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陶渊明少年生活贫困，但家庭教育良好。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入仕为江州祭酒，时年29岁。因不堪吏职，不久即解职归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未到任。
陶渊明出生地——江西九江柴桑荆岭街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图谋篡晋。陶渊明处于仕与隐的矛盾之中，在隆安五年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表达了他归隐的想法。同年冬，因母亲孟氏病卒，遂归浔阳居丧。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陶渊明入刘裕幕为镇军参军，赴任途中写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405），转入刘敬宣幕为建威参军。是年八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
关于这次辞官的原因，《宋书》本传记载说，郡遣督邮至，县吏告诉陶渊明，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当日即解印绶辞职归里。作《归去来兮辞》，说是“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于是趁“迷途其未远”，归耕田园。归田后作《归园田居》5首，写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愉快心情。
陶渊明此次归隐，再也没有出仕，虽然心情如他所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但他却能坚定隐居的决心。归隐后的前几年，生活较为安适，但在义熙四年（408）六月遭火灾后家境逐渐衰落。两年后，陶渊明移居南村，作有《移居》2首。隐居后陶渊明性情颇为恬淡，有时自己耕种土地，所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之三）。与他往来的文人也有不少，如当时也隐居于柴桑的周续之、刘遗民等，他们在一起“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时人称他们为“浔阳三隐”。陶渊明还与庐山名僧慧远相往还。
晚年愈加贫困，却不愿出仕。义熙十四年（418），朝廷征召为著作郎，不就。刘裕纂晋建立宋朝，陶渊明更厌倦了政治，此时所写《述酒》诗，隐晦地表达了对新朝的态度。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往见陶渊明，劝他出仕，又馈以粱肉，陶渊明麾而去之。元嘉四年，陶渊明病情加剧，作《拟挽歌诗》3首，其第3首末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达了他对死亡的平静态度。又作一篇《自祭文》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同年十一月，陶渊明病卒，年六十三，或说七十二、五十六、五十二。死后被朋友私谥为“靖节先生”。好友颜延之写的一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最重要资料。其事迹见《宋书》《晋书》和《南史》。
陶渊明熟习儒家经典，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表明了他的儒学渊源。《命子》诗中完全反映对孔子的敬慕，其中一章说：“卜云嘉日，占亦良时。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孔伋，字子思，是孔子之孙。名与字则都取自《礼记·曲礼》。又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师圣人之遗书”，清楚地表明了其思想基础。陶渊明早期表现出来的积极入世的态度，及对生活肯定的精神，都是儒家传统。不过，陶渊明不像汉儒那样拘泥、局促，明显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东晋以后，玄风弥漫，士人无不以清谈为务，玄学思想影响深远，陶渊明也不例外。他对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都很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不过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名士不同，陶渊明并不沉溺于庄老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他作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在处理人与外物的关系上，陶渊明完全采取纯任自然的态度。生死是魏晋时期讨论的中心问题，当时的名士无不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但陶渊明明确表示应该委运任化。他认为汉末以来的及时行乐和立功扬名以求不朽的思想，都只能让人焦灼不安，“甚念伤吾生”，他认为人应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在对生活的态度上，陶渊明也一任自然，无复多虑，《桃花源诗》描绘其理想生活是“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在《五柳先生传》中，声称自己“读书不求甚解”，这些都是其纯任自然个性的表露。当他看到自己五个儿子均不成器，也只是叹息一声：“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人与自然和与社会的冲突，在陶渊明诗文中完全达到了和谐，因此说他是魏晋风度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