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书之体，须入其形

为书之体，须入其形：【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说明中国书法艺术的体貌特点即风格美，在于须象客体之形，并传客体和主体之神情。
东汉蔡送《笔论》云：“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
”在我国书法艺术.的审美历史上，把“形”与“象”提出来作为书法艺术美范畴者，当首推蔡邕，他明确地指出，书法艺术的创造要“入”自然事物之形，有自然事物之象。
蔡氏在其《九势》中还说：“夫书，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s阴阳既立，形势出矣。
”这就涉及到了我国书法艺术的美学特性问题。
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
我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后世书法理论家们亦继承和发挥了姜變这一审美观，清代王澍《论书剩语·结字》云：“作字不可豫立间架。
长短大小，字各有体，因其势之自然，与时消息，所以能尽百物之情状，而与天地之化相尚。
有意整齐与有意变化，皆是一方死法。
”这与姜氏一样，认为书法结构原本就是百体干形，而且每个字都有着自己的自然艺术是自然生活的反映和表现，着必然的联系。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其繁，饰为萌生。
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又云：“字者，言李乳浸多也。
著于竹帛调之书。
书者，如也。
”汉字起源于现实自然，再现和表现自然界之现象，而书法艺术又不能脱汉字而存在，因此，书法艺术就自然地与现实事物形象的再现与表有着必然的联系。
庶业“凡物法不但具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形状，而且要具有变动不拘的活泼精神。
”(《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尹旭光，生也认为：“书法艺术中的形象性，实在是具象性和概括性的高度辩证统一。
如果没有概括性的特点，让书法中的形象也来再现客观世界中的具体事物的形象，那末，书法也就不成其为书法艺术，而成了绘画：如果没有具象性的特点，那末书法艺术也就不成为其艺术了。
二者辨证统一，才是书法艺术的形象性的根本特征。
”(《书学论集》尹旭《试论书法美》)清人叶燮《滋园记》云，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
”自然界的阴阳对立统一的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向与背、逆与顺、刚与柔、动与静、伸与丽、行与留、虚与实、曲与直、藏与露等等，书法艺术取之于此，其形态体势的关，必将是无可穷尽的。
但是，自然事物之美虽然随处可见，而书法艺术如何去表现它们呢?蔡邕认为，要“有可象”。
这里的“象”，是经过“入共形”而包含于其中的活的“象”中有举止的美(若坐若行、着飞若动、若往若来、若起若卧)，有表情的夹(若喜若愁)，有阳刚之美(若利剑长戈，若强号硬矢)，有阴柔的美(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等等，内容极为丰富，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事物的外部形象特征。
也就是说，书法艺术反映和冉现自然事物的美，是经过一番改形变，“遗貌取神”的高度概括过科的，这是书法艺术的形象性的根本特征。
如果单纯地在书法创作中国出“利剑长戈、强弓硬矢”之形，画出“云多日月”之状，那就不成为其书法艺术了。
近人沈尹默先生如是说：“书法是取法于自然的，它的形势中也就必然包含动静、刚柔、舒敛、虚实等等。
就是说，书家不但是模拟自然的形质，而且要能成其变化……书我们再来看看唐代帏愈的有关论述。
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张旭“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轴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军，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离于书。
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
”论述精辟而富于文采，生动地说明书家从“观于物”到“寓于书”，悬书法艺术体于自然、效法自然的表现。
张旭的草书几乎囊括了天上地下诸事物之美态，而其效法自然的特点，又在于一个“变”字。
·“变”，就意睐着混灭和弃了自然事物的形迹，得其活动与变化规律的美，得其与书法艺术的内在联系之理，一一溶化到书法艺术的，线条中去。
这也是书法家们善于观察自然，“顿悟”自然的结果。
韩愈此论甚与蔡鹤所述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