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采派 :
与本色派相比，文采派的剧作语言典雅工丽。元杂剧中文采派的代表是王实甫，他创作的《西厢记》曲词典雅华美，被视为文采派的代表作。明人对文采风格的认知，也呈现为逐渐变化的过程。明代臧懋循在《元曲选·序》中云“名家者出入乐府，文采灿然……行家者随所装演”，提出了“行家”与“名家”两个概念，其中“行家”与“本色”的内涵相近，“名家”与后来“文采”的含义类似。王骥德在《曲律·论家数》中指出本色派与文采派（文词家）的发展变化，“曲之始只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这段话反映了在明人的戏曲理论观中，从以本色为元杂剧的正宗，逐渐发展为对本色和文词二者的兼顾，从而力图探寻更理想的雅俗浅深得当的戏剧曲词风格。
《西厢记》（复制品）书影
明代一些曲论家注意到与“本色”有别的“文采”风格，在臧懋循指称名家之词“文采烂然”之前，王世贞、何元朗均曾指出《西厢记》多“骈丽语”，“本色语少”，“刻划太过”，似乎看出了《西厢记》有偏重“文采”的倾向。明末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分作《酹江集》《柳枝集》两种，其序申明了借苏轼、柳永词句将风格相异的剧作分编两集的缘由，说明明人对元杂剧“本色”“文采”不同风格的认识已渐由模糊到清晰。清代李渔《闲情偶寄》对《西厢记》的文采更是大为赞赏。其后陈栋的《北泾草堂曲论》、李调元的《雨村曲话》等都对《西厢记》“工于骈丽”、以“文采”取胜的艺术优长持肯定态度。至此，元杂剧之有“本色”与“文采”之别，开始受到普遍关注。
有意识地对元杂剧作流派划分，当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问世之后。王氏于“本色”之外，又推许了“雄浑”“清丽”“瘦硬”等风格，足见其崇尚“本色”，但并不排斥其他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风格。直至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概说》中明确地把元杂剧分为本色、文采两派，“大约曲词素朴多用口语者为本色派，曲词藻丽比较的多用雅言者为文采派，定义如此”。元杂剧文采派的典雅风格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明传奇的文雅之风就与其一脉相承。文采派和本色派各有特色，共同奠定了元杂剧在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