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内容 :
正是基于形式学派对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挑战与解构，对形式的推崇，其理念其立场其学说被其论敌指责为“形式主义”。
“形式与内容”二元论在文学批评界，在诗评、小说评论与剧本评论中长期流行。传统的观点认为，形式即音律、节奏、词汇、形象，内容则是主旨、教训、主题、思想。将形式与内容分离、对立而加以理解的做法，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俄苏形式论学派挑战这种二分法，看出传统的二元论的危害在于将活生生的审美对象人为地肢解为两个对立的部分，将内容视为艺术作品的主旨主题，即作品表达了什么，将形式等同于表达方式手段，即作品是怎么表达的，这是不符合艺术创作的机制而很有问题的。在他们看来，艺术中对“什么”与“怎么”的划分，只是一个约定的抽象。审美对象总是形式与内容之水乳交融的整体，艺术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也是相互依存而不可分割的。形式论学派主张，既然艺术作品中的形式与内容是融为一体的，对两者的人为划分就是不必要的。坚持从“形式与内容”的视角研究艺术，容易进入误区：容易使人以为，内容就是情感心理、思想观念等，它是艺术作品的内核，形式则亦如外壳、器皿，被直接灌装在里面的液体才是内容。这样一来，形式就被理解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外表装饰，内容也被视为可脱离形式单独存在并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东西。由此导致两种结果：其一，由于把形式视为无足轻重、徒有其表的一种修饰，内容便成为在艺术中主宰一切的东西，不仅形式须由内容来支配，就连整个艺术作品的价值也须由它来决定。于是，诗学研究的焦点就会被“内容”所占据。艺术表达的各种方式手法以及作品的艺术构成等层面的研究就会被忽视。传统的诗学研究就会沦为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大杂烩，而与“科学的”诗学无缘；其二，由于将内容看成是被直接灌装在“形式”里面的东西，艺术作品中内容所处的状态往往容易被混同于它在艺术作品之外的状态，这就会使人误以为，客观现实的东西进入艺术作品之后仍然保留着其自然性质，它们在作品中不是按审美的艺术世界自身特有的规律，而是按照现实的经验世界的规律所构成，从而将客观的现实世界与审美的艺术世界混为一谈。于是，在文学批评中，就会出现将N.V.果戈理的阶级出身直接看成是《死魂灵》这部作品主旨的决定性因素，就会出现将L.N.托尔斯泰的小说直接等同于俄国社会史的文献。这样的批评忽视或无视：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不能脱离艺术结构特有的规律而独立存在的，它们已不是现实生活的事实，而是一种“文学事实”。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经过诗人、作家的艺术处理，在作品中已然变成富有诗意的意象、动人心弦的旋律、生动丰满的形象、耐人寻味的主题，而有机地融合于艺术作品的整体，积极地参与审美的艺术世界的创造。
“形式与内容”之二分法，在形式论学派看来，其实就是主张“作品中的一切皆内容”，这是“内容决定论”；要挑战并超越“内容决定论”的形式论学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作品中的一切皆形式”这一命题。在他们眼里，情绪评价、情感价值、思想观念等传统中一向被视为艺术内容的东西，其实都是艺术形式的构成要素。在他们笔下，“形式”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得到了空前的扩展。他们要以空前激进地推崇“形式”的革命举动来突破陈旧的“形式与内容”“两分法”，来取代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
形式论学派的“形式观”具有包容性、审美性、含混性这几个特点。①“形式”这一概念在他们这里具有包容性。形式论学派力图用“形式”范畴来包容艺术作品中的一切，来统一“形式”与“内容”这两个方面，将内容也看作是形式的组成部分。V.B.什克洛夫斯基明确主张，从艺术分析的视界来看，内容这个范畴是完全不必要的。但形式论学派其实并不排斥艺术内容，而只是认为内容也是形式的一个方面。V.M.日尔蒙斯基也认为，艺术中的内容都是形式的成分。②“形式”这一概念在他们这里具有审美性。形式论学派总是将“形式”与“艺术性”“文学性”“审美功能”联系起来。他们认为，诗学研究必须以“艺术性”“文学性”“审美功能”为主要对象，然而艺术品要获得艺术性，就要靠作品的艺术形式来决定，艺术形式还要与接受者的审美感受相对应。因此，什克洛夫斯基激进地提出，艺术品就是纯形式。形式论学派甚至认为，艺术形式演变的动力来自形式本身。当旧形式失去其艺术性，不能唤起人的审美感受时，它就失去存在的根据，就需要新形式来取代它。一种艺术形式要持续存在，就必须保持其审美性。③“形式”这一概念在他们这里具有含混性。这种含混性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形式论学派的“形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已被大大扩展，它已将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之所指相兼容，而传统的“形式”观念根深蒂固，这就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往往并不将涵义不同的“形式”概念加以区别，而将不同界面上的“形式”概念相混淆；第二，形式论学派推崇“形式”，推重“形式”在艺术创作中的功能，推重“形式”在艺术接受中的作用，将艺术作品中的一切都看作是艺术形式，内容在他们眼里已然变成形式的组成要素。他们在对艺术形式进行分析时，聚焦作品语言的诗性特征，聚集“诗性语”的词音、节奏、韵律，聚焦抒情叙事的手法，“情节编构”的技巧等方面的研究，作品的情感、心理、哲理、社会意义等方面的阐析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形式论学派这样的批评实践会使人们误以为他们仅仅研究“形式”。形式论学派的批评实践中所青睐的这些东西，在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中恰恰属于“形式”这一块，这就又容易使人们将不同界面上的“形式”概念相混淆。也许正是形式论学派“形式”观的含混性所导致的混淆、误解与曲解，再加上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之根深蒂固的惯性作用，使得俄苏形式论学派被其论敌指责为“形式主义”。
然而，形式论学派所建构的“形式观”及其批评实践，毕竟是旨在超越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两分法的积极尝试，是旨在突破传统的“形式与内容”二元论的积极挑战。这一尝试为后来的其主场已经不在苏俄的结构主义文论中的“结构-功能”研究开辟出道路；这一挑战也积极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苏联科学院一些勇于批判地继承而富有创新激情的学者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一个理论探索，即“形式的内容性”命题的提出，而在20世纪现代文论进程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