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 :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林牧在1988年第4期《社会科学评论》撰文《试论传统文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会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主体,充分吸收一切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一种既有主体,又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更加多样的空前丰富多采的文化。张岱年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表现为一定的冲突,主要有四个方面:尊官贵长的陈旧传统与民主精神的冲突,因循守旧与革新精神的冲突;家庭本位与个性自由的冲突;悠闲散漫习惯与重视纪律、效率的冲突。但传统文化还有积极健康的东西,有与现代化相契合之处:虽没有成熟的民主思想,但有“民本思想”,把它加以提高,就是民主了;中国也有革新精神,如《易经》中的思想;虽无所谓个性自由,但却特别重视人格独立,强调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文化的进步,一方面需要开放,另一方面要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所蕴藏的进步契机,学习西方的同时要讲民族的主体意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司马云杰在《文化社会学》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不是儒家文化的第三次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更高意义上以中国民族文化为基础,实现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新的综合;这种新的综合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基础,并从现实生产中吸取激情,不断地选择、融化、重组、整合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特质而实现的新的文化“突变”,由此产生出与中国现代相适应的文化新质、新结构、新体系。丁守和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扬民主和科学精神,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用成分,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朱日耀等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重要的是运用现代的价值尺度,重新承认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已经与我们的时代格格不入。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是传统的延伸。但传统中的精华却又必须继承,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既具时代特色,又富于民族特色。严博非提出文化整合的观点。他在《上海理论》1988年第4期的文章《现代化的文化主题》中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要通过对传统价值的筛选,使旧有的文化系统进行重新整合,并使这些经过转型的传统价值被纳入改革所需要的文化心理构架中去。陈晋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的选择与改造问题,应把重点转向三个方向,既大众观念、主体意识、实践精神。将这三方面充实于文化讨论,对文化讨论的方向必然有所影响。即从宏观构想走向实证分析,从一元模式走向多层建构。张文木认为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融合,从而扬弃旧文化中的糟粕,产生自身更新和发展的能力,文化的发展定要通过自身内部规律的活动来实现。许志杰不同意张文木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由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来选择文化。文化的融合,不是它自身的自然趋向,而是人们对文化发展的抉择。黄行发、王东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应是国际文化和民族文化,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统一。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变革,以及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发扬是新型文明建设的关键。文化建设的实质和归宿就是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有人认为要摆脱文化讨论的二分模式,寻找到评价中国文化的一种更为客观的历史尺度,就要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来讨论中国文化问题,这将有可能克服只是从民族功利的意义上来讨论文化问题的局限性。同时摆脱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价值的优秀传统和民族文化的局限性,陈秉公认为,我国文化选择最恰当的方式是定向选择。就是在比较文化的基础上确定某种外来文化或文化变异个体为方向,使传统文化向其靠拢的选择。这既可以是文化全局的定向选择,也可以是局部的、个别的文化定向选择。关键是确定好选择的理想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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