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至康熙年间为第一时期：宋学渐衰，汉学复兴。
清初三大家“以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批判宋明唯心主义理学心学，开启了以复古为口号而面向现实，从实际出发自由研究的学风。顾炎武创始了清代考据学，并创辟了《诗经》音韵学。黄宗羲把经学和史学结合起来，开始了学术史着作。
王夫之不但以地主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对《诗经》内容作了引申发挥，而且是清代第一个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的人。
”(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此时官方虽推崇宋学，但已兼融汉学。官定的《诗经》教本兼采汉宋之说，如康熙钦定的《诗经传说汇纂》除录朱熹《诗集传》之外，还附录汉学旧说。
这期间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诸人皆攻击朱熹《诗集传》。陈启源《毛诗稽古篇》影响最大，其说诗全依《诗序》、毛《传》、郑《笺》，“题曰‘毛诗’，明所宗也。曰‘稽古篇’，明为唐以前专门之学也。”(《四库全书总目》)《毛诗稽古篇》标志着汉学《诗经》学的复兴。
雍正至道光年间为第二时期：古文经学鼎盛，今文经学复萌，是清代经学最繁荣的时期，古文、今文都取得很高成就。雍正、乾隆时期，一面以高官厚禄收买汉族知识分子，一面大兴文字狱。
利禄诱引与政治高压之下，知识分子不敢谈论政治，只能埋首于故纸堆中，兴起对经书文字、音韵、名物、训诂进行纯学术的考据，并形成一代风气，世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以古文经学(新汉学)为主，其中又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专力考证、不谈义理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注重通过考证疏解经义的皖派。
他们对包括《诗经》在内的经学着作进行极其广泛精密的考证，在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辨伪、辑佚、校勘诸方面都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嘉庆、道光年间，胡承珙的《毛诗传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代表了清代汉学《诗经》学的最高成就。马瑞辰以古文为主，兼通今文，说诗不专宗毛、郑，而是兼采今文诗说，着重纠正孔颖达《毛诗正义》及毛《传》、郑《笺》的错误，提出个人的新见。胡承珙宗毛《传》，兼采宋学诗说，主要驳郑《笺》，凡郑《笺》与毛《传》不合处，他一定广征博引证明毛《传》。陈奂专治毛诗，既反对宋学，又反对郑玄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其代表作《诗毛氏传疏》是清代研究毛诗的集大成着作。这个时期今文经学也露端倪。被称为常州学派的学者不满于脱离实际的烦琐考据，而上承今文公羊学之风，注重发挥“微言大义”。
乾隆年间的范家相已开始了对今文三家诗的辑录工作。其后嘉庆、道光年间的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对三家诗做了更详尽完整的辑录，并大力提倡今文三家。与陈氏同时的魏源着《诗古微》，根据三家诗说阐述有关《诗经》的经学问题。
咸丰至清末为第三时期：古文经学渐衰，今文经学日盛。考据学逐渐走向烦琐，今文《诗经》学却日渐繁荣。今文《诗经》学分为两类，一为学术上的研究，如清末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专力钩稽三家诗遗说，为三家诗说集大成的着作。一为政治上“托古改制”，如龚自珍、康有为便将《诗经》作为政治工具，他们继承今文三家发挥《诗经》“微言大义”的说诗方法，借助经书的权威地位，通过解说《诗经》发挥改制变法的思想，托言圣人孔子早已将这种改良主张寄寓在《诗经》中，以增强其政治主张的影响。
此外在清代《诗经》学的发展过程中，除了宋学、汉学(古文)、今文三派之外，始终都存在着一个独立思考派，如康熙年间姚际恒着《诗经通论》，嘉庆年间崔述着《读风偶识》，同治年间方玉润着《诗经原始》，他们不迷信古人旧说，“惟知体会经义，即词以求其意，如读唐、宋人诗然者，了然绝无新旧汉、宋之念存于胸中，惟合于诗义者则从之，不合者则违之。”(崔述《读风偶识·诗柄与经文》)他们不仅解说诗之义理，还注意到诗的创作技巧与韵味意境。
他们在《诗经》研究上所开拓的新学风与其所获得的成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清朝末年，经学衰落并走向终结。1901年，废而复起的科举制度明诏复止，定于一尊的经学的显赫地位一落千丈。
帝制覆灭，宣告了经学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