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文说 :
这一学说盛行于中国的宋代。王观国《学林》卷五、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九均有记载。《梦溪笔谈》卷十四记载：“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歺之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沈括是引述宋人王子韶（字圣美）的观点，认为形声字的构字理据隐藏在声符之中，凡物小者，皆以戋为声符。戋就是从戋得声之字的共同的字根，戋所记录的字义也就是凡从戋得声之字的共同理据。可见，“右文说”考察的是一组字词之间的音义联系。
汉字中形声字占大多数，在形声字中意符在左，声符在右的最多。如从木、从水、从人、从言的字，声符大都在右。声符本来是表音的，但是在文字的发展过程中，同从一个声符的字在意义上有时又有联系，这就是声符兼义了。最早看出声符兼义，也就是说看出声符能揭示构字理据的还不是宋代的人，而是晋代的人。唐代欧阳询编《艺文类聚·人部》曾引晋代杨泉《物理论》说：“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南唐徐锴作《说文解字系传》也看到从“仑”得声的字，如沦、轮、伦、论、纶等字都具备有条理、伦次之义，这说明从晋开始学者已经注意到声旁相同的字，往往具有共同字义特点。但当时只是凭零星字例感觉到声符有揭示构字理据的功能。
“右文说”创自北宋时期。《宋史》卷三百二十九称王子韶字圣美，太原人。神宗熙宁时阿附王安石，所以神宗与他论字学，留为资善堂修订《说文》官。沈括说他解说字义以右边声符来定，“右文”的名称就由是而起。宋神宗时，王安石为相，势倾朝野，曾著《字说》24卷，见于《宋史·艺文志》。《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道：“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足见当时声势之大。但是他那些谬妄之言，到哲宗元祐中终被禁绝。陆佃作《尔雅新义》或用王安石说，也无可称道。到元初时都还有人敷衍其义。
“右文说”对于今天人们认识汉字中的形声字的构字特点，进而探寻其构字意图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清代乾嘉学派在“右文说”的启发下，不拘形体，由音求义，创“因声求义”说，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时，依据“右文说”说明词义的就有68处。黄承吉主张“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见《梦陔堂文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又把“右文说”的范围加以扩大。今天人们构建汉字字源学说，探训汉字的构形属性，进而揭示汉字的构形理据都十分看重形声字中表义的声符。因为汉字在早期阶段已有大量的形声字，后来由于人们的认识的深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新词新义，人们为新词创造记录符号时，自然会选择与新词新义在读音和意义上都有关联的字作为声符，另加表示事类的形符构成一个新的形声字。这样作为字根的声符就与新造字有了音义上的联系，这就是“右文说”合理性的基础。
但是，“右文说”主张形声字的声符皆有表意作用，同声符的字，意义一定相通，就未免以偏概全了。况且，持此说者往往拘泥于字形，只从声符这个字形符号所表示的意义即从字义出发，而不是从声符的声音所代表的词的意义出发去探求声符的意义，这就难免牵强附会。例如，明代陆佃《埤雅》卷四曾引王安石《字说》：“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字从苗。”又卷十一：“蝼蚁有君臣之义，故其字从义。”此皆为无稽之谈。况且，有的形声字的声符与字义了无关涉，例如：“蝦、赮、霞、騢”等字从叚得声，叚本瑕义，玉中有红色斑点，故为瑕，因此以上诸字都有红色义，但是“假、嘏、暇、遐”等字就与叚的红色义没有任何关系。由此可见，“右文说”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