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音 :
清代以前只称“古音”，五四运动以后为与以《切韵》音为代表的“中古音”和以《中原音韵》音为代表的“近古音”相区别，而出现了“上古音”这一术语。
上古音研究肇始于人们对《诗经》的解读。《诗经》是有韵之文，这是古今学者的共识。但是后人按照时音去读有时却会遇到韵脚不和谐的情况。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主张改读某些字音，以使韵脚和谐，叫作“叶韵”或者“协句”；另一种是认为上古时代押韵标准宽泛，用不着改字。宋代朱熹在《诗集传》《楚辞集注》中按叶韵说给入韵字注音，一个字甚至多至四五个读音。郑庠则将《广韵》206韵合为6部，以迁就《诗经》的押韵。吴棫致力于古音研究，虽然亦主叶韵说，但是认为古人韵宽，提出古韵通转之说，方法上除了考察韵文押韵，也注意到利用文字谐声、异文、声训等材料。所著《韵补》，对《广韵》206韵中171个韵目下标以“古通某”或“古转入某”“古转声通某”等字样，若将他认为相通的韵归类，约可得古韵9部。宋代学者的共同点是缺乏语音的历史观，不懂得语音是随着时代变化的。明代陈第反对叶韵说，明确提出“古音”的观念。他著《毛诗古音考》，在《诗经》押韵字中找出500个，一一以直音注明其古读，认为以今之音去读古之作，难免乖剌不谐。他主张“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为古音研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
传统学者研究上古音在清代达到鼎盛期。以顾炎武、江永、乾嘉诸子中的段、戴、王、江和清末民初的章、黄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继承了陈第历史主义的古音观，主张“古诗无叶音”（顾炎武），“古本音不同今音”（段玉裁）。他们致力于古韵分部，顾炎武离析唐韵，分古韵为10部（东部、支部、鱼部、真部、宵部、歌部、阳部、耕部、蒸部、侵部。按，顾氏本无韵部名称，为称述方便采用传统名称，以下江、段二氏同）。江永深究音理，细辩弇侈洪细，分古韵为13部（从顾氏真部分出元部，宵部分出幽部，侵部分出谈部，又将侯部从鱼部析出并入幽部），另将入声分为八部。段玉裁将《说文》谐声的系统引入古韵研究，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主张，又提出“古本音”“古合韵”的理论，分古韵为的17部（将顾、江的支部分为支、脂、之三部，将侯部从顾氏的鱼部、江氏的幽部中独立出来，从江氏的真部中分出文部）。王念孙分古韵21部（从段氏的真部中分出至部，从脂部中分出祭部，从侵部中分出缉部，从谈部中分出盍部）。江有诰的古韵分部也是21部，大体同王念孙，只是没有至部，而是从东部中分出冬部。段玉裁和王念孙晚年也承认了冬部。章太炎分古韵为23部（认可王念孙、江有诰的分部，又从脂部分出一个队部）。黄侃将所有的入声韵部都独立出来，分古韵为28部（从章氏支部分出锡部、鱼部分出铎部、侯部分出屋部、之部分出职部、宵幽部分出沃部）。清代的古音分部，“大氐[抵]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章太炎）初步达成了共识。历史主义的古音观在古声母和声调的研究上也逐渐体现出来，清初江永犹持三十六字母不可增减之论，而钱大昕则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论断，章太炎主张“古音娘、日二纽归泥”，黄侃更主张见于《广韵》一、四等韵的19个声母为“古本声”。段玉裁倡“古无去声”，孔广森谓“古无入声”，江有诰则说“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诸说不同，而都体现出一种声调与时俱变的意识。章太炎作《二十三部音准》，用汉字标注古音，迈出了从分部到拟音的重要一步。
进入现代以来，西方语言学理论、方法、工具的传入使上古音的研究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在吸收、消化、创新和不断的学术论争中发展前进。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发表了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汪文用汉外对音的材料证明了歌戈麻韵唐以前音值为a，而鱼虞模韵魏晋以前的音值为a，其目的、材料、方法和结论使上古音研究者耳目一新，引起了古音学史上一次大论争。辩论的结果是新的观点、理论、方法渐入人心，上古音研究开始走向历史语言学的科学道路。一些国外学者对汉语上古音的研究成果也陆续传入中国，推动了古音学的转变，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瑞典学者高本汉。高氏的《诗经研究》等一系列论著，在上古音研究领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高氏《汉文典》（Grammata Serica，1940/1957；中译本，1997）集中反映了他分析汉语上古音系以及构拟其音值的结果。他定上古单声母33个，并提出复辅音声母的概念，认为上古存在*kl-、*gl-、*ml-、 *xm-等复声母。他将古韵分为26部，每一部根据中古不同的等构拟不同的元音，他给阴声韵（除鱼、侯、歌三部外）都构拟了浊辅音韵尾（-r、-b、-d、-g），以跟相应入声的清辅音韵尾（-p、-t、-k）配套。他还根据中古的等呼为上古音构拟了辅音性的介音-i̭-、-w-和元音性的介音-i-。
高本汉的研究成果对上古音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他的有些看法和结论（如某些声母、韵部音值的构拟，复辅音声母、浊辅音韵尾是否存在，一个韵部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元音，以及谐声原则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辩论，但是他的许多构拟原则、方法和音系的基本格局为多数学者所接受。其后一批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各自的上古音系构拟方案，对高氏的构拟进行了各种批评、补充、修正，使上古音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五十年间先后有钱玄同、董同龢、陆志韦、王力、方孝岳、严学宭、李方桂、周法高、张琨、陈新雄、俞敏、余迺永、李新魁等学者先后提出了各自的拟音体系。其中王力和李方桂构拟的上古音体系影响力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李方桂在20世纪30年代与高本汉的论战中就对高氏的韵部构拟提出尖锐而中肯的批评，他对上古音系的全面构拟见于《上古音研究》（1980）一书。李氏的构拟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上古音系中有四个主元音i、u、ə、a；一个韵部只能有一个主元音；复合元音iə、ia、ua中的i和u是元音而不是介音。第二，上古有-r-和-j-两个介音，没有合口介音。第三，阴声和入声合部（歌部除外），阴声韵都有浊塞音尾（歌部有-r尾）。第四，李氏改进了高本汉和董同龢的谐声原则，古声母构拟与高本汉差异巨大，他构拟的单声母有31个，其中有7个圆唇喉牙音（kw、khw、gw、ŋw、hŋw、•w、hw，），5个清的鼻音、流音（hm、hn、hŋ、hl、hŋw）。他承认复辅音声母，除了声母加辅音性介音的Cr-、Cj-、Crj-类的之外，还有Cl-类，以及带s-词头的sC-、sCj-类复辅音。王力的上古音研究颇有成就，20世纪30年代创造性地提出“脂微分部”，得到学界的认可。其上古音系统构拟见于《汉语史稿》（1957）、《诗经韵读》（1980）、《汉语语音史》（1985）等。王氏构拟的特点是：第一，上古共有6个主元音ə、e、a、ɔ、o、u，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第二，上古有开合四等，以不同的介音相区别，o、e、i̭、i，u、o、i̭u、iu分别是其介音。第三，阴阳入声各自独立，具有相同元音跟相同发音部位韵尾的韵部形成对转关系。第四，王氏构拟了33个单辅音声母，不承认复辅音声母。第五，古有四声，但无去声，入声分长短两调，长入调后世变为去声。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批国外学者的上古音研究成果陆续传入中国，如法国的A.G.奥德理古（A. G. Haudricourt）、L.沙加尔（L. Sagart）、俄国的S. E. 雅洪托夫（Sergey E. Yakhontov，1926～2018）、S.A.斯塔罗斯金（S. A. Starostin）、加拿大的蒲立本（E. G. Pulleyblank）、美国的白保罗（P. K. Benedict）、包拟古（N. C. Bodman）、柯蔚南（W. S. Coblin）、白一平（W. H. Baxter）、日本的藤堂明保（Toodoo Akiyasu）等学者的著述，提出了许多新方法、新见解、新构拟，比如在汉语古音研究中重视汉藏比较的作用，重视形态音位学和音系学理论的运用，主张声调是从无到有的发展来的，上声、去声分别来源于音节-ʔ尾和-s尾，认为上古音节存在s-词头、-l-、-r-介音，存在复辅音声母，而且复辅音声母有Cr-、sC-跟C-r-、s-C-两种类型，它们具有不同的演化轨迹，提出了汉语-南岛语亲属关系的设想。这些都为中国国内的上古音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郑张尚芳的《上古音系》（2003）、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在充分吸取了传统音韵学和现代以来国内外古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构拟。郑张的上古音系构拟有如下特点：第一，上古音系中有六个主元音a、i、u、e、o、ɯ。传统韵部相当于韵摄，除之支鱼侯及其相应的阳声入声韵部每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外，其他韵部可以有几个不同的主元音，或不同的韵尾。上古元音分长短，长元音出现在一二四等，短元音出现在三等。第二，上古音节结构为前冠音+声干+后垫音+元音+韵尾+后置韵尾。上古没有元音性介音，只有辅音性后垫音（介音）j、l、r、 w。-r-出现在中古二等及重纽三等字中，-w-只是喉牙声母的圆唇成分，-l-出现在与以母（喻四）谐声的字以及与来母谐声而非二等及重纽三等字中，-j-只出现在中古属章系及邪母的字中。第三，阴声为开音节，收-0韵尾或-i（<-l）、-u韵尾，阳声收鼻音韵尾，入声收浊塞音韵尾。此外，上古有加在韵母后面的后置韵尾-ʔ（<q）和-s（>h），它们可以可以加在元音之后，也可以加在辅音韵尾之后，成为复辅音韵尾。后置韵尾-ʔ是上声的来源，-s是去声的来源。潘悟云的构拟大体同郑张，他的贡献还有，以上古词根的形态变化重新解释了谐声中非同音现象；确定喉音影晓云母来源于小舌音q-、qh-、ɢ。他还根据音节结构的响度规则认定前冠音来源于前置的次要音节/半音节。潘氏还利用现代汉语方言大数据资料从事音变的研究，从地理虚时音变的角度观察从上古到现代的音变链，以探索汉语上古音演变中符合语言学一般规律的音变规则和音变原理。
概括地说，目前上古音韵部的研究基本趋于统一，而声母和声调的研究，以及上古音值的构拟，还存在较多的分歧意见。关于上古复辅音声母是否存在，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如有声调，当分几类，其区别是音高特征还是其他特征（如音长特征、音段特征等）；如无声调，那汉语声调又是如何产生的、何时产生的，这些问题仍在争论和探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