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音学 :
清代莫有芝《韵学源流》有云：“音韵之道有三，曰古韵，曰今韵，曰反切。”传统的古音学以先秦两汉的文献为研究对象，从韵文的押韵、文字的谐声、假借等材料中探究汉语的语音，而《诗经》韵部的划分则是传统古音学最有代表性的成果。现代学者在传统古音学成就的基础上，引进了历史语言学、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等先进理论和历史比较、音系构拟、语音实验等研究手段，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出土文献、汉语方言、汉藏系少数民族语言等传统文献之外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材料，使古音学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传统的古音学肇源于南朝文人对先秦文献中押韵的探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诗经》及其他韵文的韵脚。宋代开始有学者试图给上古音划分韵部，如郑庠划分为6部，吴棫划分为9部。但是宋人主张“叶（xié）音说”和“通转说”，认为字无定音，韵无定类，随韵而谐，随时改读。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认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将历史观念引入了古音学，廓清了“叶音说”的糊涂观念，使上古音研究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清代是传统古音学的鼎盛期，不但关注上古韵部的划分，而且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到上古的声母和声调，在上古音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材料上都有进步。顾炎武考察《诗经》本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10部；江永重视审音，细辨音之弇侈，分古韵为13部；段玉裁将《说文》谐声的系统引入古韵研究，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主张，又提出“古本音”“古合韵”的理论，分古韵为17部；王念孙、江有诰各分古韵为21部；章炳麟分古韵为23部，阳声各部与入声分离；戴震分古韵为9类25部；黄侃分为28部，阴声与入声也分离，将阴阳入三声相配相转，系统性更强。在上古声母研究方面，钱大昕首先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观点；章炳麟主张“古娘日两纽归泥”。关于上古声调，顾炎武认为古人四声一贯；段玉裁主张古无去声；孔广森主张古无入声；王念孙和江有诰认为古人实有四声，只是跟后人不同；黄侃主张古只有平入两声。诸家虽然意见分歧，但是一致认为上古汉语是有声调的。
现代的古音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和材料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成绩也更加显著。由于引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音位学、音系学、汉外对音等新理论、新方法，研究视野也扩展到现代汉语方言、汉藏语系各种民族语言的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汉语域外方言材料、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材料等方面，上古音的声韵系统不但分部分类更加清晰和系统化，而且音值的构拟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王力分先秦古韵为29部（战国时代为30部），古声母33母；李方桂分古韵为22部（如析出入声则为31部），古单辅音声母31母；郑张尚芳分古韵为30部58类，古基本声母25母。上古韵的分部目前学界的看法大体一致，但是对音节结构和音值构拟还存在较大分歧，而对上古声母和声调的认识分歧更大。如王力构拟6个元音（a、ɔ、o、u、e、ə），8个介音（0、e、i̯、i、u、o、i̯u、iu）将韵分为开合各4等，8个韵尾（0、i、ŋ、n、m、k、t、p）；将韵分为阴声、阳声和入声三类，声母都是单辅音。李方桂构拟的元音有4个（a、i、u、ə），介音只有两个（r、j，一四等字无介音，没有合口介音），韵尾4类（阴声韵尾b d、g、gw，阳声韵尾m、n、ŋ、ŋw，入声韵尾p、t、k、kw，此外还有歌部的韵尾r），声母除了普通辅音外，还有清的鼻音、流音hm、hn、hŋ、hl和圆唇的舌根音及喉音kw、khw、gw、ŋw、hŋw、•w、hw，这些圆唇辅音声母字成为中古合口字的来源。此外李方桂、郑张尚芳等人还为上古汉语构拟了若干复辅音声母。关于上古汉语有没有声调，如有声调，当分几类，其区别是音高特征还是其他特征（如音长特征、音段特征等）；如无声调，那汉语声调又是如何产生的、何时产生的，这些问题仍在争论和探讨中。
传统古音学的研究服务于经学，对解读古代经典文献具有积极的作用。现代古音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汉语史的一个分支，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如训诂学、语法学、古文字学，以及考古学、方言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见上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