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对峙的结果是宋朝只剩半壁江山，作爲一种代价，则举朝上下的爱国主义、民族意识蓬勃高涨，虽然岳飞惨死于秦桧之手；但由此而生的民族自尊意识不但在南宋一代贯串始终，就是在明末也时时可发现它的回响。
不过在金朝而言，对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不但从部落四夷上升爲与中央大国分庭抗礼的一方强国，而且在文化、思想、礼制方面的现成借鑒，更是爲完颜氏的戎马生涯染上浓郁的优雅色彩。金章宗对宋徽宗的亦步亦趋是衆所周知的，从印学史角度看，则方寸之印中也反映出明显的仿效痕迹。
当然，任何仿效都是跛足的。于是又要反省自身的接受能力和基础。仿製宋代官印的形制是一项表面工作，它不太难，但在仿製的同时所遇到的对印面篆文的全面承袭，却并非金国人力所能及。于是，用篆书的多折叠以掩盖在篆书方面的生疏，一时间竟成了金官印的普遍特徵。我们当然也不排斥另一种情况：在金人佔据半壁江山，并已经形成上百年统治历史之后，北地的汉族士人爲金所用，通过他们之手会有一些较纯正的官印趣味产生。
“防城副统日字号之印”即是金代官印中的突出者。线条的拙朴和环曲的不生硬凑泊，表明製作者出手不凡，宽边虽有庄严之象却不呆滞，在风化剥蚀之后的虚实相生，使印面虽排叠均满，却灵动自如。特别是“日”字居中的环曲时见粗细变化。各字线条的断续与边框的剥蚀，无不体现出一种历史感和自然的韵味。毫无疑问，这类官印的存在能有效地打破人们习惯上对官印呆板迟滞的坏印象，它的魅力是纯艺术的。
更有趣味的还在于官印的顶部与侧翼有刻字记号，侧翼刻楷书“防城副统日字号之印”，显见得是考虑到一般官员不谙篆书，有意以楷书字标明释字所用。其次是顶部刻有“贞祐五年四月一日造”，估计这类印应是成批製造。查贞祐五年相当于宋宁宗赵扩嘉定十年(1217)，当时正値开禧北伐失败后不久，金人佔据中原也将百年，在文化上的吸收宋代精华已有相当规模，因此会产生如此精美的官印风格，此后不久，金朝亦亡于元。由此，文化上的成功与成熟，与政治上的衰败几乎又成了一种因果关係，宋徽宗如此，金人似乎也不出其外。